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汉代帝王与文人趣味之形成以《文心雕龙·时序》为线索.docxVIP

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汉代帝王与文人趣味之形成以《文心雕龙·时序》为线索 本文的目的是从“皇帝的影响”的独特角度研究“文学兴趣”的历史形成过程。通常看来, 帝王似乎是一类极为特殊的人, 他们在价值观与精神旨趣上与平民百姓———即使是文人或士大夫———应该有霄壤之别, 然而细读史书就会发现, 其实并非如此, 帝王与文人士大夫在文化人格方面存在诸多相通处或关联性:他们的兴趣爱好经常是模仿或者追随文人士大夫, 而反过来他们的行为与品味也常常会导致或促进一个时期里某种普遍社会风尚的形成。这两种看上去相反的情形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中会有不同的表现, 就汉代而言, 我们可以说, 帝王对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发生过决定性影响。那么, 汉代帝王是否具有文人趣味?汉代帝王在精神层面上的好恶对文人趣味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影响?这都是很值得追问的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细读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 沿着这篇文字给出的历史线索来予以解答。 一 两汉文人性格的形成 文人趣味是指中国古代一种与贵族趣味、士大夫趣味并列而三, 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精神旨趣。贵族趣味在贵族时代———从西周之初到春秋之末———居于主导地位, 支配着此期贵族社会的审美活动与社会风尚。士大夫趣味在战国至东汉中期居于主导地位, 规定着此期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审美活动与社会风尚。文人趣味则产生于东汉中后期, 此后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精神生活领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当士大夫趣味代替贵族趣味获得主导地位之后, 贵族趣味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部分地被转化和改造为士大夫趣味 (1) ;文人趣味产生之后, 士大夫趣味也并没有消失, 而是与文人趣味并行不悖地存在于此后中国主流社会的精神生活之中 (2) 。贵族趣味是作为社会统治者的贵族阶级整体性精神旨趣, 其特征是高度统一性, 从天子、诸侯到大夫、士, 通过严格的贵族教育所修习、遵循的都是同一套有着严密规定性、不允许有丝毫混淆的精神文化活动方式与生活方式, 其中渗透着整一性的, 以严格等级制为内核的精神旨趣。所以在贵族社会, 天子或诸侯君主与一般贵族在趣味上并没有明显差距。在士大夫趣味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 贵族等级制被新起的君主官僚政体所取代, 原先那种上下一体的整一性文化形式被打破, “尊君卑臣”、“君道刚强, 臣道柔顺”的政治格局成为现实, 故而此期掌握着现实政治权力的以帝王为代表的君权与掌握着知识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之间出现了某种距离, 因而也就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一方面相互依赖、妥协、合作, 一方面又互相猜忌、制约乃至对立, 二者冲突与合作的关节点都是权力的分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文化与政治、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贵族时代那样浑然一体, 而是分为两橛。士大夫趣味恰恰是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形成的, 因此就充满了矛盾性。作为士大夫趣味集中体现的汉代辞赋就是最好例证, 它一方面呼唤正道, 暗含针砭讽谕, 另一方面又“润色鸿业”以取悦于帝王, 而于二者取舍间又常常畸轻畸重, 故难免劝百讽一之讥。文人趣味则是在士大夫阶层与君权之间的关系由紧张而疏离之时才形成的, 因为文人趣味形成的前提是对个体价值———包括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空前重视。而这种情形只有在士大夫阶层感觉自己受到冷遇, 或者自己的价值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实现时才会发生。 文人趣味的标志性特征是“个人情趣的合法化”, 即纯粹私人化的情感、意绪、惆怅、伤怀、瞬间感觉、刹那体验得到合法化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文人趣味的形成与帝王结下了不解之缘。具体来说, 帝王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 常常能够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 对个体生命与个体精神给予更多的关注。相比之下, 反倒是士大夫阶层最容易作茧自缚, 他们一方面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 一方面又被自己建构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束缚, 形成真正的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异化”。东汉的“名教”的情形就是如此。就汉代的情况而言, 在诗文中表现个人化情感、意绪正是帝王们肇其始而士大夫继其后的。换言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 汉代文人趣味是在帝王的引领之下才形成的。下面我们就沿着刘勰提供的线索考察这一过程。 刘勰精通文史, 对于历代文化, 特别是诗文的发展演变了然于胸。他通过观察发现,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 以帝王为代表的执政者们的好恶对社会文化影响至巨。《时序》云: 故知歌谣文理, 与世推移;风动于上, 而波震于下者也。 “风动于上, 而波震于下”之说值得细究之。盖中国社会自西周建立贵族等级制之后就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 与之相应, 也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在西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 (《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