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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问题的公安机关干预研究 长期以来，家庭内的暴力和家庭外的暴力在一个方面被分离。家庭之外的暴力会被谴责,国际公权力会及时介入,受害者会得到保护,施暴者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而家庭之内的暴力常常会被轻描淡写,国家公权力会尽量回避介入,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施暴者也往往会逃避惩罚。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家暴治理首次以专门法的方式被纳入官方立法中。更重要的是,该法全文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公安机关介入家暴案件的必要性。依据该法规定,在家庭暴力发生后,警察是干预家庭暴力最早的公权力形式,公安机关在处置家暴工作中承担着预防、出警、取证、调解、处罚等多重职责。该法实施一年多来,公安机关在干预家庭暴力具体的时间、方式、程序、限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研究并着力解决这些困境对于推进规范反家庭暴力过程中警察权的行使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 公共安全部门干预家庭疾病 (一) 家庭暴力的现状 家庭暴力使受害者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严重者直接威胁生命,受害方因为恐惧、孤立无援会长期屈从于施暴方的意愿。除了身体上的伤害,对心理上的伤害往往更残酷,可能终生无法治愈和康复。 对家庭来讲,家暴影响夫妻感情,破坏家庭和谐,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其中25%的家庭因此解体,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 对社会来讲,一方面家暴带来不稳定因素,根据不同程度会导致治安案件甚至是残忍血腥的刑事案件。“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使许多妇女面对家庭暴力时,作出的选择往往是沉默和忍耐,在忍无可忍时会自残、自杀,或者以暴制暴等。2010年发生的四川李彦因家暴杀夫案,就是在遭受严重家暴之后没有获得有效帮助而以暴制暴的典型案例。受害者通过杀死施暴者来终止这种暴力循环,让自己摆脱暴力控制,最后自己也付出了被判决死刑的代价;另一方面家庭暴力大大增加社会成本,包括对受害者身体伤害的治疗、受害者及未成年子女的心理辅导、暴力对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所付出的代价等等 (二) 暴力无防备性 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施暴者存在着通过暴力伤害达到目的的主观故意,暴力行为呈现周期性,并且不同程度地造成受害人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后果。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私人环境中,行为隐蔽,暴力的发生常常不为人所知。受害者处于危险环境中的时间较长,暴力发生时受害者常处于无防备状态。家庭暴力的发展有螺旋式重复的特点,施暴者在施暴后不断自我谴责、悔恨、发誓悔改,受害者满怀希望、原谅、接纳,之后施暴者继续施暴……在暴力—和解—再次暴力—再次和解周而复始的循环重复中,双方的误会、矛盾和仇恨一次次积累、释放、爆发,暴力周期间隔缩短,暴力程度逐渐升级。无数案例显示,家庭暴力通常不会自动终止,除非有外部公共力量介入进行强制性干预。 2009年因家暴死亡的北京姑娘董珊珊案件就是个惨痛的例子。董珊珊结婚十个月,无数次遭遇丈夫王光宇的残酷殴打,期间她及家人曾八次报警控诉丈夫的暴力行为,也曾提起过离婚诉讼,但是所有努力都逃不过死亡,直到她在医院病危,其丈夫才被刑拘,这却是他第一次因家暴面对警察 (三) 家庭暴力干预施暴者需要有足够的强制能力 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举报者会选择打110报警,警察自然而然成为干预家庭暴力的首个外部力量,也成为对家暴案件情况最熟悉的人,所掌握的信息也最原始和完整。警察在老百姓眼中代表着政府,会对施暴者有一定的威慑力,使家暴干预积极而富有成效。 即时强制权是警察权的特有权利,危险正在发生时,警察可以动用强制力及时消除。施暴者和受害者处于水火不容的强对抗关系,非常容易对某一方的身体、精神、生命造成伤害,这样显然需要强制性力量平息对抗,避免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警察的即时强制权成为制止这种暴力的必要权力。 二、 公共安全部门干预家庭结构的分析 (一) 警察的角色被混淆 目前虽然很多警察认识到了家庭暴力的危害性,但是警察职责范围限于公共领域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对很多执法者来讲,限于家庭内部的家暴行为属于私事,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公共领域的安全而不及于家庭。受“床头打架床尾和”“劝和不劝离”“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传统观念影响,对于家暴类报警,民警容易和普通家庭纠纷混淆,出警不及时不积极,出警后也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处理目标定位仅仅满足于暂时阻止事态升级。这样只会导致施暴者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受害者也会失去对警察的信任 还有些警察在处置家庭暴力时,不能正确定位警察角色。在了解到受害方本身存在过错,比如出轨、不孝、不良习惯等情况下,就会认为施暴者的暴力行为是情有可原的,就会不自觉把情绪带到处置现场,在语言、方式上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受害方更为孤立无援。警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