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梁乐、乐府歌辞源流考.docxVIP

梁、梁乐、乐府歌辞源流考 这个词的起源一直不同。归纳起来,主要的则有下列两种。 一是仅从作品句式的长短不齐着眼,认定词起源于梁武帝的《江南弄》。早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就曾经说过: 词起于唐人,而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以工小词为能文哉! 不错,现存于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〇的梁武帝《江南弄》七首,确乎全是杂言。但,据该书所引《古今乐录》说: 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 很清楚,梁武帝的《江南弄》是由吴声西曲改制过来的。而吴声西曲则属于清商乐系统。再从《乐府诗集》著录的几首《江南弄》来看,它们的句式也很不相同。如,梁武帝的,每首七句,其句式是:七、七、七、三、三、三、三;初唐王勃的,虽然也是杂言体,而十句的句式却是三、五、七、七、七、七、七、三、三、七;中唐李贺的,则又是七言八句的齐言体。从上述几家所作句式的判然各别可以推知,它们是沿用乐府古题写的诗,而不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乐曲节拍填写的唱辞。所以,梁武帝的《江南弄》只能算是杂言体的六朝吴歌,而不能视为词的雏形。 我们知道,杂言体诗古已有之。早在《诗经》时代就已产生。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中也时有出现,只是数量多寡不等而已。如果光以句式的参差不齐作为标志去探索词的起源,那必然导致漫无准的,治丝愈棼。 二是根据歌辞与音乐曲调的结合上加以考察,确认词起源于隋。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 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 张炎《词源》也说: 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辞”,首列隋炀帝和王胄所作《纪辽东》四首,所谓“近代曲辞”,按照郭茂倩的说法:“近代曲者,亦杂曲也。以其出于隋唐之世,故曰近代曲也。”它包括隋文帝开皇初所定七部乐、隋炀帝所立九部乐、唐高祖武德初所用九部乐以及太宗著令的十部乐,“总谓之燕乐”。所以说,近代曲辞之与燕乐歌辞,称谓有别而所指则一。 《纪辽东》四首是大业八年(612)隋炀帝用兵高丽时所作。这里,姑举其一首为例: 辽东海北剪长鲸,风云万里清。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前歌后舞振军威,饮至解戎衣。判不徒行万里去,空道五原归。 它显然是用以张皇军威、歌颂非正义战争的庙堂乐章。不过,从它们的分片、立格、叶韵、平仄来看,无一不合后来长短句词的体式。因此,它们不应被排斥在燕乐歌辞的范围之外。至于《隋书·音乐志》著录的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牛弘等所制的《上寿歌辞》,从体式看,三言四句、五言二句,各为对偶,而承之以七言一句,且叶平韵,已逼近后世的词体。但,《隋书》既已明确标示它是“创制”的“雅乐歌辞”,自然就不能算在燕乐曲辞之列了。 除此以外,还有《泛龙舟》、《穆护砂》(即《穆砂子》)、《安公子》、《水调》、《河传》等,它们的最初歌辞已早亡佚,但是根据《隋书·音乐志》、《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的记载,可以肯定,它们都是隋代燕乐的调名。由此看来,词起源于隋,该是确然无疑的。 上面已经说过,词和前代乐府的根本区别在于它跟音乐结合的关系上,词所配合的音乐是燕乐。所以说,词的起源与燕乐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 燕乐,一作讌乐、宴乐。这一名称,始见于《周礼·春官》,指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换句话说,它是因应用的场合而得名的。一般采自民间俗乐,而有别于宗庙典礼所用的雅乐。 燕乐,与雅乐是两个对立的概念。雅乐是用于郊庙、祭祀,以乐鬼神、“感神祇(同‘示’)”的;燕乐则用于燕飨朝会,以悦耳目,娱宾客。前者具有浓重的典仪性质,齐奏,曲调刻板,节拍一字一腔、缓慢重复,以典雅纯正为尚,以和平中正为原则,讲求庄严肃穆,歌辞大都是三、四、五、六言的古体诗;后者则带有较多的娱乐成份,一字多腔,曲调节拍富于变化。能不断地注意从俗乐、裔乐以至外国乐曲中间摄取新鲜营养,歌辞则为五、六、七言近体诗或长短句。战国初,社会改革家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古代朝服。端,玄端,古诸侯、大夫、士的祭服;冕,大冠)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礼记·乐记》)意思是,我穿着礼服,正襟危坐,虔诚地聆听古乐,还是昏昏欲睡;而郑卫之音呢,听起来竟不知疲倦,这是什么道理啊?魏文侯这番坦率的自白,生动地告诉我们:“古乐”(指雅乐)呆板枯燥,简直象催眠曲,而“郑卫之音”(即俗乐、新乐)则新颖活泼,娓娓动听,就连道貌岸然的统治者也不能不叹服其惊人的艺术魅力! 隋唐燕乐,就字面意义上讲,与前代并无二致。据《唐六典》卷十四载: 凡大燕会则设有十部之伎于庭,以备中外。 《唐六典》这部书于开元十年(722)开始修撰,开元二十七年(739)方始完成。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