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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大索貌阅杂考 隋朝的“大赦”法是王朝检查户籍和人员的措施。对此《隋书·食货志》、《隋书·裴蕴传》、《北史·裴蕴传》、《通鉴》均有记载,下面分别摘引。 《隋书·食货志》: 开皇三年,……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己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於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 《隋书·裴蕴传》、(《北史·裴蕴传》曰): 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剌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由是渐见亲委,拜京兆赞治,发摘纤毫,吏民慑惮。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至德三年： (至德)三年(开皇五年),……时民间多妄称老、小以免赋役,山东承北齐之弊政。户口租调,奸伪尤多。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隐。于是计帐得一百六十四万余口。 《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五年 (大业)五年,……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万三千,(章:十二行本“十”下有“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 根据上面三书的引文,可以看出:第一,隋朝在开皇年间和大业五年均进行过大索貌阅。若依《隋书》所载,那就是开皇三年和大业五年施行过,但依《通鉴》之说,那就是开皇五年与大业五年均行过此法。正因为如此,史学界存在着两种说法。到底那一种说法正确呢?第二,将开皇年间大索貌阅和大业五年大索貌阅所得丁口数对比,就会发现,进丁数五位尾数相同,只有一位最高位数不同;新附口数六位尾数相同,一位最高位数不同。是不是两次大索貌阅所得丁口数之尾数偶然雷同呢?有的国外学者如日本池田温提出怀疑和否定。由是,笔者认为对隋朝之大索貌阅有考证之必要。 《隋书·食货志》曰:开皇三年,“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从表面上看,开皇三年不但“大索”而且进行了“貌阅”;大业五年“皆令貌阅”,只是单独进行“貌阅”法。但是联系两者上下文以详析对照,皆不然。《隋书·食货志》载:载“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之下文。是“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这是责令正长检括户口必须以实,不得作弊。下面所谓的“开相纠之科”,就是鼓励百姓互相揭露“户口不实者”。下文接着是“大功己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析籍”实际是“析户”,是仅增加户数而不增加丁口数的一种办法。以上作法之目的是“大索”户口,除此,文中并无涉及纠丁一事,这显然与朝廷的“大索”“貌阅”诏令不相一致。此外,上述的具体作法与后面的结果又相矛盾。设“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的措施,“开相纠之科”鼓励民户互相检举,“户口不实者”,又“兼令析籍”,其结果应是增加户数和口数.然而,下文却是：於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根据因果关系推论,所记进丁数,在这里显然是张冠李戴。以《通鉴》开皇五年条所载与《隋书·食货志》比较,两书实是同记一事,不过在时间上否定了《隋书·食货志》所说,认为《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开皇三年施行的大索貌阅、析籍法、输籍法,均在开皇五年施行；第二点不同《隋书·食货志》所载的是计帐只有新附口数,没有进丁数.《通鉴》所载的“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皆令析籍,以防容隐”的措施,与“隋主命州县大索貌阅”也不相一致,文中也不涉及纠正一事;所载只有新附口数而无进丁数,更能说明,开皇五年实行过“大索”,而不曾行过“貌阅”法。同时,又可以佐证前面推论《隋书·食货志》记载的进丁数为张冠李戴是正确的。 许多学者论及开皇年间的大索貌阅时,多引《隋书·令狐熙传》、《乞伏慧传》、《北史·苏威传》所载有关括户的材料。但仔细分析对照,此三种史料并不能说明开皇年间同时进行过“大索”与“貌阅”、而恰恰是证明相反的结论。如《令狐熙传》载: ……会蜀王秀出镇于蜀,纲纪之选,咸属正人,以熙为益州总管长史。未之官,拜沧州剌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颊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民恐其迁易,悲泣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