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氏父子的文学主张与非梁文学.docxVIP

萧氏父子的文学主张与非梁文学 肖鹤父子在齐梁文坛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关注逐渐增强。相对而言,萧衍的文学思想是其中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现存文献中,有关萧衍文学思想的表述较为匮乏,我们只能从散见于史传、文学作品中的相关言论窥探其思想导向。简言之,萧衍的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视创作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强调客体对主体情感的感发作用;提倡雅正的文风;重视音乐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对词的源起和产生有一定影响。 萧衍认为,主体内心情感与外物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作家内心的创作冲动、情感生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物的刺激与感发。其《净业赋》云:“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净。感外物以动欲,心缘想而成眚。”《孝思赋序》又云:“想缘情生,情缘想起,物类相感,故其然也。”都十分强调外物的作用。有关心物关系的论述,现存文献最早当属先秦的《文子》,卷上《道原》篇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其后,《礼记·乐记》加以发挥:“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此可谓物感说较早的系统论述。显然,上引《净业赋》之语也得益于《乐记》等的启发。然而,二书之语并非文学之论,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於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的话,才是对创作过程中外物作用较为清晰的理论表述。 齐梁时期,刘勰、钟嵘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刻的体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开篇即置此语。《文心雕龙》的观点无疑最具代表性,《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物色》篇又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刘勰的论述是全面而丰富的,萧衍的观念与上述诸人亦多相类之处。其《孝思赋》曰:“燕青春而差池,鸿素秋而翱翔。去来候于节物,飞鸣应于阴阳……既视丹而成绿,亦见白而为黄。扰性情以翻覆,汩神虑而迷荒。”这与刘勰《物色》篇“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的话实无二致。 强调客体影响的同时,萧衍依然肯定主体的重要作用,肯定“万物之灵”的主导地位,“感四气之变易,见万物之化成。……察蟭螟于蚊睫,观鲲鹏于北溟。彼含识而异见,同有色而殊形。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最灵。” 应该说,强调审美客体对主体的情感感召作用,进而对创作过程中情感生成的根源问题发生兴趣,在齐梁文人那里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萧衍对此也有过认真的思考。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虽然还常常停留在自然的反映论的层面上,但已使客观表象、特别是自然景物的审美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掘。这显然与晋宋以来山水文学创作实践的显著进展直接相关。至此,一方面,文学实践的进步需要理论的总结,另一方面,人们也已经自觉意识到对其加以理论阐释的必要性。而这种理论的总结或迟或早会在创作领域产生影响,发生作用。我们看到,齐梁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刻绘景物能力的显著提高,文人对这类题材兴趣浓厚,作家和作品数量都较晋宋有所增加,产生了一些辞意兼美的诗赋。这显然与人们对创作中物与情、情与辞之间内在联系的清醒认识分不开。同时,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关注审美客体及其与主体间的互动作用,也是这一时期文学观念逐步自觉的表征之一。当然,过度强调外物的作用也可能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文心雕龙·物色》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明诗篇》又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近世文风给予贬抑。齐梁文风之弊或许与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相对强势不无关涉。客体的审美特质的确得到了充分重视,但主体的人格、心态、精神境界等却并不能与汉魏甚至两晋文人相提并论。因此,在处理物、情、辞三者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他们已有相对清醒的认识,希望能够达到心物交汇、情景交融的境界,但实不能得。 提倡雅正文风,也是萧衍的文学主张之一。例如,他常夸赞那些辞义典雅之作,《梁书·江革传》云:“中兴元年,高祖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乃使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高祖深赏叹之……。”《梁书·陆倕传》云:“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高祖雅爱倕才……诏为《石阙铭记》,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