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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他者,我们约翰·厄普代克小说《恐怖分子》中的他者叙述与主体建构 9.11事件发生后，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首次对9.11做出了回应。“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在哪里？”另一方面，这种问题表达了人们对9.11事件和意义的希望，另一方面，文学想象呈现出9.11的困难。在经历短时间的“沉寂”之后,美国作家也开始对9·11事件做出了回应。厄普代克素以擅长描写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危机而著称,因此,当他的9·11小说《恐怖分子》( Terrorist 2006) 出版后,自然引发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主人公艾哈迈德自11岁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高中毕业后,在他的伊斯兰教老师阿訇拉希德等人的指使下,意欲炸毁新泽西和曼哈顿之间的林肯隧道。最终,在他的高中辅导员杰克的劝导下,他放弃了自杀性恐怖行动。该小说出版后,虽然不乏好评,如认为厄普代克“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并书写当今时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1 创伤书写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意义 9·11之后,“恐怖主义”及“原教旨主义”成为媒体及学院派关注讨论的高频词,如何再现后9·11时代的美国现实自然也成为美国作家面临的重要问题。对9·11事件,媒体、期刊、报纸比作家做出了更快的反应。面对这一发生在美国本土的真实事件,作家最一开始似乎难以接受其真实性。住在纽约的作家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 看到电视上的画面,又从窗外看到浓烟时,不停地让自己在现实的想象与现实之间转换,因为他很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他总结说: “21世纪终于到来了。” 因此,很多9·11小说都以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创伤以及美国的反恐战争为主题,关注袭击带来的创伤后果,表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末日情怀。“创伤的中心辩证”和怀旧之情及语言间的断裂所产生的张力,成为美国政治及社会背景下的9·11小说非常典型的二元对立。而9·11小说究竟应该再现什么也成为9·11文学批评的关注点。对早期9·11小说的创伤书写,评论家不无焦虑,认为创伤书写有去政治化的作用,降低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麦克·罗斯伯格( Michael Rothberg) 认为,作为一种阐释结构,创伤适合于保守政治和媒体策略,力图寻求解释及理解恐怖袭击的可控方式: “最让人担心的是: 只把创伤当作一种接受结构……实际上最终会不经意地强化在美国被压抑的自由 - 保守联合之间的共识,他们对事件的解释其实是一种辩解。” 2 作为“法律至上”的叙述 9·11事件发生后,厄普代克也是首先在《纽约客》上撰文,表达他难以接受该事件的真实性的感受,他说当他从布鲁克林的公寓看到双子塔的倒塌时,觉得是“电视所产生的一种虚假的真实”,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看到第二座塔楼火焰冲天时,我依然觉得这不是真的; 那一刻被定格了。” 9·11之后,恐怖主义是与敌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厄普代克却想描写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恐怖分子”。而且他的确是怀着同情的心情在描写艾哈迈德,这无疑是一种越界的做法。劳瑞·维克若伊( Laurie Vickroy) 从创伤的角度反对这种越界的叙述,认为这种叙述会“促进遗忘,且通过隐私、沉默、否认、理性化及削弱受害者的指控等为自己辩护” 小说的开篇就引入了贯穿全书的重要主题———宗教: “魔鬼,艾哈迈德想,这些魔鬼想要夺走我的上帝。” 小说人物之间的关联促进情节的发展,艾哈迈德的犹太老师杰克与他母亲特瑞有私情,而杰克妻子的姐姐恰好在国土安全部工作,最终杰克得以及时劝说并阻止了艾哈迈德的恐怖行为。虽然这种情节安排颇似好莱坞的剧本,但小说在叙述上还是独具匠心的。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不断在各不同的人物意识中心中转换,以此避免作者主观性的意见。这种方式的叙述打破了对极端分子或者基地组织分子模式化的刻画,如在描述本土成长的恐怖分子的信仰时,通过艾哈迈德的声音我们知道: “圣战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它意味着斗争,沿着上帝的道路。圣战可以指内心的斗争。” 小说以艾哈迈德的“这些魔鬼想要夺走我的上帝”开始,在杰克成功说服艾哈迈德相信他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之后,艾哈迈德放弃了他的恐怖袭击计划,他有一种被剥夺了的感觉: “这些魔鬼……已经夺走了我的上帝。” 3 厄普代克对其主体身份的塑造 根据列维纳斯的观点,“他者”不是“另一个自我”,无法通过同感来获得; “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也不是一种“共在”,因为“共在”关注的只是“此在”的一种存在状态,而不是真正探讨存在者相互之间的关系; “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神秘的关系。“他者”处于“自我”的理解之外,无法为“自我”的思想所掌握。真正的主体性是由“他者”所建构的,“自我”的“主观性、心理现象都消极地为他人而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伦理关系 首先出现在读者眼中的杰克是一个完美父亲和丈夫的形象,“他靠工作抚养那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