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融与郑玄《世说新语》中马融追杀郑玄说议.docxVIP

马融与郑玄《世说新语》中马融追杀郑玄说议 郑玄出生于马荣的门下。尽管他是海滨大儒，但《世说新语》将“马荣杀郑玄”的非理性行为置于第一部分。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从刘孝标到余嘉锡几乎所有注《世说新语》者都众口一词,认为马融、郑玄间不可能发生此事。刘孝标云:“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这是“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余嘉锡则考证曰:该故事“采自《语林》,见《御览》三百九十三,非义庆之所杜撰也”。“观《语林》《异苑》之所载,知此说为晋、宋间人所盛传。然马融送别,执手殷勤,有‘礼乐皆东’之叹,其爱而赞之如此,何至转瞬之间,便思杀害!苟非狂易丧心,恶有此事?”当时特重师承关系,师犹如父,师生间发生此事不太可能。郑玄学问、名声的提升与在马融门下及马融的赞赏分不开。《玄别传》中马融的“吾与汝皆弗如也”、“大道东矣,子勉之”的话语不是对郑玄的嫉妒,而是由衷赞扬,这样的赞扬对于郑玄名声的提高非寻常语所比。再有郑玄辞马融时约为四十岁,而马融已八十八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即使再有蛇蝎心肠也不可能做出此事。但问题的根本不在马融、郑玄间是否有此事,而在晋、宋间人为何要将这样的事加在他们身上?《世说新语》的编者又为何入选,且置于《文学》之首篇? 一 以社会精英自视,这是个人修养上的对世 郑玄、马融是汉末大儒,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就须先从儒学、士风入手。后汉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规模之大、浸染之深前所未有。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描写当时盛况曰:“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议,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记。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儒学兴盛随之而来是士族势力的强大,而士族势力的强大,则使统治者陷入两难中。统治者之所以广开儒学、培养通经之士,其目的是为其官僚系统储备后备力量,巩固政权,但士人的强大又对皇权构成威胁,让统治者心存惧怕。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掌权,士人被排斥在政治的边缘。而士人以“君子”型人格相尚,更加看重个人修养,在个人修养中形成一种贵名节、重意气的士风。翻开《后汉书》,随处看到士人为了名节而做出种种非常之举。赵翼在《廿二史箚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曰:“驯至东汉,其风益盛,盖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余英时认为:“求名之风之源起虽与选举制度关系密切,但其风既兴之后,名之本身已是一独立自足之价值,而不必定为求仕之手段”。正因这样风气与价值尺度,士人以社会精英自视,即使被边缘化,他们也不愿与其他背景的人为伍,他们将富而无知的外戚、宦官视为浊流,而自己以清流自居。 马融是马皇后之从侄,虽然他刚出生,马皇后就去世了,马氏宗族失去了靠山,但马融家族仍为东汉外戚豪家,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后汉书·列女传》载:“汝南袁隗妻,马融之女也,……少有才辩,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后汉书·卢植传》也云:“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这种外戚的身份从一开始就会被士人所轻视、排斥。在士人看来,外戚登用不是凭借自身的操行、学问,而是因其姻亲关系;还有一些外戚豪家往往被骤然而至的特权、高位、荣宠剥蚀着他们仅有的道德情操,膨胀着他们身上的权力欲望、政治野心,而最后遭致身死族灭。为此不管外戚其本人的道德水准如何、学问水平如何,笼统的都被视为异类,以社会精英自视的士人在他们面前往往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使他们不愿与外戚相交,如赵岐虽娶马融兄之女,但他却鄙视马融,而不愿与他相见。 《后汉书·郑玄传》曰:“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东汉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家郑兴、郑众也是郑玄的同宗。并且郑玄从小就有志于学术,《玄别传》载:“玄少好学书数,十三诵五经,好天文、占侯、风角、隐术。”他先后为乡啬夫、乡佐,但他好学而不乐为吏,每休假就去学官。后太山太守、北海相杜密“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在太学郑玄先就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后又就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除此外,他又“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他一生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