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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结构看《茶花女》中的角色模式 格林威治是文学叙事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叙事学理论是在普罗普故事功能结构研究,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结构研究,苏里奥戏剧结构研究,布雷蒙叙事逻辑学,顿得斯叙事语法等相类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叙事结构是把握意义问题的前提条件。各种叙事话语的表现介质尽管不同,却呈现整体性意义结构。因此,对于格雷玛斯来说,叙事分析与语义分析密切相关。而在叙事学中的首要任务是叙事语法研究,其任务是处理叙事句主题和语义学之间的关系。格雷玛斯叙事语法主要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叙事话语的表现层、中介层(过程层)、内在层(潜在层)。其中,表现层是指在义素层上的角色模式。角色模式是格雷玛斯在总结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普罗普为俄国民间故事总结出的31种“功能”的基础上,概括出的叙事文行动者之间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它包括6个行动者,它们之间的各种结合方式便成了“叙述”句法。中介层则是在角色模式的基础上,梳理出的叙事程序从而推演出的整个故事的叙事模式。内在层是位于深层,并且具备逻辑—语义特征的意指结构的组织形式。格雷玛斯引入了著名的“语义方阵”概念。它的基本表述是:如果意指S在其最初被理解的平面上就像是一个语义轴,那么,它就是与ˉSSˉ相对立,ˉSSˉ在此被看成是ˉSSˉ项的矛盾项。如果我们同意语义轴S(内容的实体)在内容的形式平面上分节为两个相反的义子S1←→S2,那么,这两个分别考虑的义子就会有它们的矛盾项的存在:ˉS1←→ˉS2S1ˉˉˉˉ←→S2ˉˉˉˉ。于是,意指的基本结构就可以表现为一个矩形,其中S1与S2、ˉS2S2ˉˉˉˉ与ˉS1S1ˉˉˉˉ是两组对立关系,S1与ˉS1S1ˉˉˉˉ、S2与ˉS2S2ˉˉˉˉ是两组矛盾关系,而S1与ˉS2S2ˉˉˉˉ、S2与ˉS1S1ˉˉˉˉ是两组蕴涵关系。语义方阵的确立使得分析对象的语义聚合关系得到了描述。本篇文章基于格雷玛斯叙事语法的基本观点,分析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中的爱情故事从而探索该作品的深层意义。 一、 叙事作品的6种角色 在探讨“角色模式”之前,我们必须对“角色”和“人物”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在中国,人们可能不习惯这种区分,但在西方,却历来有重视故事更甚于性格的理论传统。根据西方学者哈里逊的说法,“在古希腊,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发出动作的人,行动是第一位的,是模仿的对象,而发出行动的行动者却是第二位的。”1(P108)哈里逊进一步强调了亚里士多德诗学传统中的这样一个重要区分,即“应当小心地把行动者与人物区别开来,行动者——发出行动的人——对戏剧是必要的。而人物……事实上对一出成功的悲剧来说并不是非要不可的。”1(P109)结构主义者大致接受了这一传统。他们所说的“角色”(actants)直译可译为“行动素”,即把它完全是作为故事行动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因此,角色与人物的区别在于,有的人物在故事结构中没有功能作用,因为它们并不引发或经历功能性事件,这种人物便不能称之为角色。但并不能说这个人物在作品中没有意义。根据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关系,格雷玛斯区分出叙事作品的6种角色。 根据格雷玛斯的观点,在故事中,最重要的功能关系便是追求某种目的的角色与他追求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亦即主角和对象(Subject and Object)的关系。如果一角色X希望达到目的Y,那么X就是主角,Y就是对象。在《茶花女》中,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阿尔芒追求巴黎上层社会交际花戈蒂埃(亦被故事中的人们称作“茶花女”),因而,主角是阿尔芒,对象就是戈蒂埃。 主角既然要追求某种目标,那么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引发行为或为他提供目标和对象的力量,这种力量格雷玛斯称作“支使者”(Sender),而获得对象的则自然是“承受者”(Receiver)。支使者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个人,也可能是某种抽象的力量。在《茶花女》中,支使者是茶花女,是她无以伦比的美让主角阿尔芒一见钟情,而阿尔芒则是获得对象的承受者。 上述几种角色都与对象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在故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故事仅仅建立在上述两种关系(两组角色的对立)基础上,那么故事未免过于简单。主角要得到对象,结果只有两个,得到或不能得到。但在叙事作品中,要最终达到这个结果却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主角在追求对象的过程中可能受到来自敌对势力的种种阻挠,也可能得到来自朋友的种种帮助。格雷玛斯认可,在基本的角色模式中必须再增添上两个角色,这便是助手与对头(Helper and Opponent)。《茶花女》的助手有戈蒂埃的朋友,曾是妓女的普律当丝及特戈蒂埃介绍给阿尔芒认识的阿尔芒的朋友加斯东,对头是阻挠阿尔芒和戈蒂埃的父亲,以及戈蒂埃的旧情人公爵、N伯爵及G伯爵。6种角色的基本关系如下:支使者戈蒂埃引发主角阿尔芒的行动,主角的行动在助手普津当丝、加斯东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