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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魏晋文化 《世说新语》中的“豪言”列出了东汉和金朝后期思想的重大动荡和文化整合时期的产物。作者对这一门人物的态度如何,还要从“豪爽”一词的具体语义谈起。先秦两汉典籍中,未见“豪爽”一词,可见,这一时期“豪”和“爽”还分别是被作为两个单音节词使用的。《说文解字》:“豪,豕,鬣如笔管者,出南郡。”“爽,明也。”“爽”与“豪”搭配为一新词,大约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豪爽”一词《晋书》中共出现两例,《魏书》中则共有四例。《世说新语》“豪爽”门所指“豪爽”,杨勇《世说新语校笺》释为“神气豪上,不落凡俗,言行举止爽朗令人快意也。”然而,笔者以为,《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九品模式”的顺序编排,本身就流露出了作者对各门人物的思想倾向。“从书中的分类来看,《德行》、《言语》、《文学》、《方正》等篇中所记事迹,作者大抵持赞赏态度;至于《任诞》、《谗险》、《尤悔》、《纰漏》诸篇,则多取批评态度。其他各篇一般有赞赏,也有批评。”(P475)因此,就“豪爽”门豪爽而言,单纯理解为一种被时人所赞美的豪放爽快的精神风度,是欠妥当的。下面,笔者就“豪爽”一门,对其所蕴涵的深刻文化内涵略陈拙见。 一 对刘义庆的评价 如前所述,根据“九品模式”的文化内涵,把“豪爽”门放在《世说新语》中卷之末,本身就流露出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对“豪爽”门所列诸人有赞赏又有批评,只是赞赏多于批评罢了。然而,为什么刘义庆对此类人物既赞赏又批评呢? 众所周知,刘义庆生活的刘宋时代和整个魏晋社会一样,也是极其黑暗的。由于刘裕及刘义隆父子出身寒门,所以“初即位时,内外诸臣多为与刘裕同起之人,对裕原无君臣之分,王诞曾言,刘毅之于刘裕‘与公同起布衣,一时相推耳。’刘氏称帝,旧日同辈未必心悦诚服,因而每成猜疑之对象,异姓大臣多被屠戮。”(P201)对于皇亲更是如此,“刘宋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致成为斩除的对象。”(P299)刘宋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由最高统治者亲手制造的杀戮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在刘宋王朝五十九年的时间里,“皇族一百五十八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孝武帝刘骏共有二十八子,到宋明帝后期,无一存者,可见封建皇族自相残杀,多么残酷。所以萧道成临死时告诫他的儿子萧赜:“宋世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卷三十五《萧晃传》) 在这样一个人人如惊弓之鸟的血腥年代,试想作为一个普通的臣子,谁还敢想着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呢?更不要说作为刘室宗亲的刘义庆了,活着对统治者已经是威胁,更别谈什么建功立业。综观刘义庆的一生,他为能在政局的颠簸中全身避祸可谓小心谨慎、费尽心思。《南史·刘义庆传》载:“元嘉八年,太白犯左执法,义庆惧有灾,乞外镇。文帝诏谕之,以为‘玄象茫昧,左执法尝有变,王光禄至尽平安,日蚀三朝,天下之至忌,晋武孝初有此异,彼庸至耳,犹竟无他。’义庆固求仆射,乃许之。”又《晋书·刘义庆传》说他:“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竟成了政治野心之表现。“刘义庆惟恐政治上遭猜忌,不敢复跨马骋驰,遂转而招文学之士,游心于著书。”(P159)可见年轻时的刘义庆,也曾经满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是世道险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转而从事文学创作,把自己的一腔政治抱负寄托在他所编著的前代堪称豪杰的人物身上,对他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给予了热情的歌颂。《世说新语》“豪爽”门各条所写人物就表现了刘义庆这样的精神寄托。写王敦“神气豪上,傍若无人”,对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诗歌的吟咏,写庾翼“我之此行,若此射矣”的豪情,写桓公不甘“为尔寂寂”的时代紧迫感以及“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不甘庸俗无为的慷慨心志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刘义庆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崇拜和敬慕。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有的不臣之心固然应当批判,但是他们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那样虚度光阴、放浪形骸、远离尘世。因此,这些人物所表现出的豪爽性格,与其说是魏晋士人所崇尚的一种精神风度,勿宁说是刘义庆对自己生在王室而身在乱世,无法建功立业的内心忧郁、苦闷之情的倾诉。 然而,刘义庆作为刘宋皇室的宗亲、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的思想是有局限性的。他对“豪爽”门下诸人所持有的赞赏态度,只是站在被压抑的立场上,发泄自己的一腔郁闷不平之气。对于刘宋王朝,对于自己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地位,他还是维护的。另外,值得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刘宋时代,玄学的地位逐渐衰落,在政权领域中,儒学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在士人阶层中,儒学又与玄学、佛学并存,人们逐渐从两晋以玄为主又回到多元并存的局面中来。“思想领域的这种变化,对于士人心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