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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文化环境与内容 一 以儒家为本的儒学精神 《世说新语》是魏晋和南北朝创作的一部小说。很少有人研究它的布局风格。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平常的结构编排方式。它共分三十六门, 每一门中又包含很多条目。开头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与孔门四科是一致的。《论语·先进》中有:“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四类乃为儒家的用人标准。《世说新语》在其整个按内容分类的体例上, 明显受刘向《说苑》、《新序》的影响。在《四库全书》中, 这两部书被列在儒家类。可见, 《世说新语》的分类标准具有明显的儒家思想倾向。按常理, 这部产生于南北朝时的小说不应该有如此的分类标准, 因为从魏晋时期开始就已打破了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束缚, 走上了综合儒道名法诸家, 以道家为本的玄学道路。《世说新语》无论从内容到结构编排都应与这一文化背景相一致。然而, 事实上被打破的儒家思想却成了《世说新语》分类的主要价值依据。这也就是说《世说新语》在其结构框架上, 体现出的是儒家的价值标准。 虽然《世说新语》在其分类名称及其编排体例上, 体现出了儒家的价值标准, 但是就《世说新语》所收录的内容而言, 体现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条目并不是很多。虽然也有“肃肃如入廊庙, 不修敬而人自敬” (赏誉) 的儒家君子风范, 但其大多数条目所张扬的是一种道家的精神和人格境界。可以说《世说新语》所表现的“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的精神本质是一种道家精神。这已是学术界的定论。即使是在比较典型地体现儒家观念的篇目中, 如《德行》和《贤媛》, 其所描述的人物的精神风貌也未必反映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德行》中有“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 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 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 和不?闻哀苦过礼, 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 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 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 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 而应忧戎’。”二人俱遭丧事, 和峤偏守礼法, 哭泣备礼, 王戎之孝, 本乎性情。这里二人境界的差别已不是人们通常所说是坚持礼法之形, 还是礼法之本的问题。王戎本乎性情的孝情, 已疏离了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 而是一种道家的精神。儒家和道家都讲道德。道德并不等同于伦理。儒家从伦理开始, 进到个人的道德修养;道家则从个人的“德性”出发, 提倡道德境界。老子反对仁义, 但提倡“孝慈”, “修之于身, 其德乃真。”老子在这里所重视的是本乎性情的“真”。《德行》中类似的条目很多, 其所张扬的精神显然与带有明显儒家文化观念的“德行”的分类名称是错位的。《贤媛》篇也同样。按理, 《贤媛》应是妇女执行儒家为其规范的妇德准则的故事, 而此中的大部分条目并不以妇德见长, 而以才能、智慧取胜。故余嘉锡先生说:“唯陶母能教子, 为有母仪, 余多以才智著, 于妇德鲜可称者。题为‘贤媛’, 殊觉不称其名。” 这种分类名称与其内在精神在价值标准上的错位, 已经引起一些人的关注, 但并未深论, 因此, 本文侧重其原因, 尝试做一次探讨。 二 从《社会动》的内容看,这是一个周 《世说新语》其编排体例与其内容在价值标准上的这种错位, 我认为原因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是《世说新语》成书时的时代环境与《世说新语》内容所发生的文化环境有所不同。《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的刘宋时期。此时, 玄学已经走上末路, 与佛学合流, 而佛教的昌盛主要是在梁。刘宋时期, 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比较注重儒学, 儒学又重新受到重视。到了刘义庆主要生活的宋文帝时期, 设立了儒、玄、文、史四学。在这四学中, 儒学占据了首要地位, 可见, 当时特别重视儒学。那么, 在此时编书, 自然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按儒家的价值标准来安排《世说新语》的类别, 也是自然之事。 但是, 《世说新语》毕竟不是创作而是纂辑旧闻。在此之前, 已有郭颁的《魏晋世语》, 裴启的《语林》, 郭澄之的《郭子》。“然《世说》文字, 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世说新语》所搜集的内容大都是反映魏晋时代人物品评和清谈的情况, 而从魏正始时期开始, 人物品评和清谈皆在玄学精神的沐浴之下。玄学前后虽有不同的面目, 但无论是何晏、王弼的“本无”, 裴 的“崇有”, 郭象的“独化”, 其在思维方法和精神本质上都是一种道家精神。那么, 作为这一时期人物品评和清谈产物的《世说新语》的内容, 其在精神本质上与玄学精神是一致的, 是一种道家精神。对此,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 已有所论述。 另外一方面是作者的原因。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 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一种观点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观点。归纳一下, 不外两点:第一, 《世说新语》不是作者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