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上大同,刑不上也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docxVIP

礼不上大同,刑不上也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一、 礼的适用范围不得局限于法院 《礼记》记载“礼不供普通人使用，惩罚不供医生使用”。这句话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都起过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究竟如何解释这句话,自古至今都存在着分歧. 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礼不下庶人,是“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刑不上大夫则是由于“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礼记·曲礼上》郑注).元人陈澔解释道:“古之制礼者,皆自士而始也。先儒云:其有事则假士礼”(《礼记集解·曲礼上》)。后人对这种解释提出了疑问,清人孙希旦认为:“庶人非无礼也,以昏则锱币五两;以丧则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葬则悬棺而窆,不为雨止;以祭则无庙而荐于寝,此亦庶人之礼也。”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却恰恰与其上文相牴牾:“礼不下庶人者,不为庶人制礼也,制礼自士以上……庶人有事假士礼以行之而有所降杀也”(《礼记集解·曲礼上》)。对于“刑不上大夫”的解释,清人孙诒让亦在《周礼正义》中提出自己的见解:“盖凡入八议限者,轻罪则宥,重罪则改附轻比,仍有刑也”(《周礼正义·秋官·小司寇》八辟条疏)。 古人的争论,一直持续至今,许多人认为“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白虎通德论》卷八《五刑》),是历史真实状况的反映。因此仅仅依照字面的意思去解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含意,将礼、刑的适用对象按大夫以上、庶人以下绝对地划分开来,这种观点违背了大量的历史史料,显然是错误的.“礼者,为异”。(《礼记·乐记》)从礼作为一种奴隶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来说,其不可能只为“有知制”,它不仅约束贵族,也约束庶人,甚至约束奴隶主阶级的对立阶级一一奴隶阶级。“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记·仲尼燕居》)庶人不是无礼,也不必“假士之礼”,《礼记》本身,就记载了许多庶人之礼。比如:在服饰上:“贵贱有等,衣服有别”(《礼记·坊记》)。在家庭中“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礼记·曲礼下》)。在日常生活中,“问天子之年,对曰: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也;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也,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礼记·曲礼下》)。在丧事上“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礼记·曲礼下》)等等。确实正如孙希旦所言“庶人非无礼也”。礼的作用在于“章疑别微,以为民坊”(《礼记·坊记》),因此它具有全社会的意义。若庶人无礼而假士之礼,无异于破坏等级,犯上作乱,礼的“民坊”作用也就成为一具空文。由此可以断定,礼的适用范围决不能排除庶人。 同“礼不下庶人”相同,刑的适用对象也决不可能将贵族排除在外。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对贵族管叔、蔡叔、霍叔所用的就是大刑。《国语·鲁语》载:“大刑用甲兵”。《周礼·秋官·掌囚》:“凡有爵者与王之同贵族奉而适甸师氏,以待刑杀”,“不与贤者犯法”的论断不符合历史事实。 对于“刑不上大夫”的另一种解释,是肉刑不上大夫,贵族犯罪“悉入流宥之科”(见《周礼正义·秋官·小司寇》八辟条疏),或者认为“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礼记·曲礼上》孔疏)。瞿同祖先生继承了这一观点并对五刑不上大夫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他认为,五刑摧坏肢体、器官,不仅是对受刑人的污辱,也是对受刑人所隶属的整个阶级的污辱。故而贵族犯罪,或令其自裁,或将其流放。(参见《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04页)这种观点对刑字作了具体分析,较之于笼统地解释有所突破。但是这一观点对某些史实却很难解释得通。《周礼·秋官·司寇》云:大司寇之职是“以五刑纠万民……四曰刑”。疏曰:“此五刑与寻常正五刑墨、劓之等别。刑。亦法也.此五刑者,或一刑之中而含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者”。(《周礼注疏·秋官·司寇》疏)这里涉及到古代五刑问题,史籍对五刑的记载有三种:第一是《周礼·秋官·大司寇》中说的“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第二是《国语·鲁语》中记载的“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第三是《周礼·秋官·司刑》中记载的墨劓、剕、宫、大辟。这三种记载反映了当时法制的状况,第一种主要言刑之范围,第二种主要言刑之工具,第三种主要言刑之种类。在官刑中是否适用墨、劓、剕刑,史料虽未明确记载,但推测是适用的。《周礼·夏官·司马》中记,“放弑其君则残之”.残即辱杀,决不次于大辟。《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磐于甸人。其刑罪,则纖剸,亦告于甸人。”注曰:“纖,读为歼,刺也,割也。宫、割膑、墨、劓、刖皆以刀锯刺割人体也”。《周礼·秋官·小司寇》中记“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邦法,即卿大夫之法,“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