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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覆盖格局的动态变化 全球环境变化需要对土地利用变化模式的更好理解，加强对严重环境问题区域的预测能力，包括城市扩张。探讨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LUCC与GCTE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何确定在生态环境安全条件下城市化地区生态用地的比例,以及进一步在空间上布局生态用地,并确定生态用地的内部结构体系,已引起城市生态建设与管理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分析和预测在各种时空尺度上土地覆盖和土地利用变化成为评价生态环境问题的有利工具。而景观已经成为表达社会和自然空间特征的常用方法。本文试图通过景观格局的分析方法,以深圳市作为案例,建立城市化水平与生态格局之间的关系,进而以此作为确定生态安全用地比例的依据。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其南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内地唯一通过陆路和水域与香港毗邻的城市(图1)。1979年前的深圳,只是一个3万人口的边陲小镇,深圳镇所属的宝安县也不过30万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无足轻重。随着深圳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20a的飞速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沿海特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增长最快的地区。深圳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其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其中特区建成区面积已经由1985年的不足50km2,发展到2000年的136km2,使得深圳市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随即带来深刻的生态环境影响,对研究区的暴雨洪水、环境污染、城市热岛1等诸多方面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理解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对确定城市化地区生态用地的比例,以及城市土地资源高效与可持续利用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土地利用变化 利用深圳市1980年MSS,1988、1994和2000年TM季相一致的Landsat遥感数据对研究区4个时期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定量测算。根据深圳市的自然地理条件(包括气候、植被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以及研究目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的土地利用分类标准,确定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即高密度城镇用地、中低密度城镇用地、耕地、园地、林地、灌草地、水域、湿地和未利用土地等九大类。研究区域的面积为1480.39km2,占到全市面积的76.0%,特区东部和龙岗区东部的部分数据缺失,包括深圳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完全能够代表深圳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规律(见表1)。 深圳市20a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为城镇用地(主要包括居民用地和工矿用地)的迅速增加,从1980年的7.35km2,增长到2000年的522.62km2,增幅71.1倍,占到研究区总面积的35.31%。相反农业用地(主要包括耕地、林地和园地等)总量持续减少,其中以耕地大幅度减少为主,林地次之,而园地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面积出现的一类农业用地。在城市化过程的前期和中期,城镇用地主要由农业用地转化而来,其中以耕地为主,同时在这段时期产生了主要在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面积的未利用土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比例开始下降,而水域、未利用土地转化为城镇用地的比例大幅增加。深圳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空间格局的改变,对本区土地覆盖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 不同类型土地的景观多样性 在各时期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80m×80m的空间分辨率,使用景观格局的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由于高密度城镇用地仅代表一个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出现的一类在人口、建筑物、经济活动等方面更加稠密的用地,在用地性质上与中低密度城镇用地一致,只是在城市容积率上有所不同,因此在土地覆盖格局分析中,将这两类城镇用地合并,按照城镇用地、耕地、园地、林地、灌草地、水域、湿地和未利用土地八大类进行分析。 景观多样性可分为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因此,可以从这3个层次的多样性来理解土地覆盖格局在不同水平上的变化,即区域水平、景观水平和斑块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 2.1 城市轨道交通斑块破碎度变化过程 选取景观指数分析方法中的破碎度、Shannon-Weaver多样性指数,以及聚集度3个指标对研究区区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进行综合分析。首先对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以及特区外的宝安区和龙岗区四个时期的各类指数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4个区域的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均经历了先升高,再降低的变化过程,而表征区域土地覆盖格局的聚集度则为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体现了这样一个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初期,城镇用地和园地的大量出现,耕地等其他用地类型逐渐被侵占和蚕食,区域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迅速上升、空间聚集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