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社会公德思想.docxVIP

论梁启超的社会公德思想 梁启超的社会公德思想在他的所有教育思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吸收借鉴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 结合中国社会现状与文化特性, 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 在其新民学说里, 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公德思想。 一、 培育“新政”,以民为本 近代以来, 旧中国饱受西方列强侵略, 寻找民族出路、探索救国方略是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士的共同愿望。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政治上频繁变革, 却又不断受挫。这意味着只注重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并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 历史必然要求先进人士在更深层次上思考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现代化的心理层面, 呼唤改造传统国民性, 以培育新国民、铸造新国魂, 实现人的观念和意识的现代化。梁启超的新民学说和社会公德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梁启超认为, 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皇权高度集中, 社会结构呈现出“垂直型”特点, 国民群体没有形成, 彼此之间主要依靠家族血缘进行沟通交流。既缺乏“自治”的近代品性, 又缺乏现代国家意识和社会凝聚力。所以, 培育“新民”势在必行。 第一, 国民素质是国家强盛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国民素质高低决定这个国家的强与弱、盛与衰、兴与亡。地域广阔没用!英雄神仙也没用!只有培育“新民”, 才是提高国民素质唯一的途径。他说,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 五脏已瘵, 筋脉已伤, 血轮已涸, 而身犹能存者”, 国民不强而弱, 必导致国家不强而亡。他强调指出, “欲其国之安富尊荣, 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03因此, 他认为培育“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第二, 国民素质是决定国家政治的关键。国民与政府的关系, 犹如“细胞”之于“器官”一样, 没有良好的细胞, 就没有良好的器官。同样, 没有良好的国民, 就不会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政府。他说, 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 非国民之一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 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 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 以若是之民, 得若是之政府官吏, 正所谓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因此, 国家的强盛, 不能仅依靠明君清官, 而要依靠国民力量, 发挥其聪明才智。他的结论是“苟有新民, 何患无新制度, 无新政府, 无新国家!”103 第三, 国民素质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关键。国民的整体面貌决定一个民族的精神。近代中国遇到的外敌决不是一两个“英雄人物”, 而是面对具有近代民族主义背景下的帝国主义扩张势力。中西之间的激烈较量, 既是各自民族力量的展示, 更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其中, 国民素质则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凸显。中华民族遇到的外敌是“此之进取, 则在久远, 日扩而日大, 日入而日深”, 外来的威胁是长期的, 抵御的任务是艰巨的, 非举民族之全力不足以御敌。因此, 梁启超指出“非立百年宏毅之远遒”, “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 以挽浩劫而拯生灵, 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 舍新民末由。”106“然则为中国今日计, 必非待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弥乱, 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 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 皆可与相锊, 则外自不能为患, 吾何为而患之!”107 梁启超痛陈国人因公德缺失而致一盘散沙的现状, 认为“我国民所最缺者, 公德其一端也”。109所以, 他在明确了国民素质对于国家、政治以及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之后, 接着阐发了社会公德思想, 认为人的公德意识和水平是“新民”的核心素质, 要塑造“新民”就必须提高公德水平。他强调指出:“人群之所以为群, 国家之所以为国, 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知有公德, 而新道德出焉, 而新民出焉矣”。114梁启超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使用私德与公德概念并较为系统地界定二者关系的思想家。他说:“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 人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这里, “独善其身”和“相善其群”分别成为私德和公德的第一个含义。他又说:“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 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661也就是说, 梁启超提出的私德和公德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层面的“独善其身”是个人对自身的关系, 也即个体道德;“相善其群”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 即社会道德。第二个层面则是基于交往对象或范围的不同, 将私德和公德分别视为私人生活伦理和公共生活伦理。 关于公德与私德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 私德与公德均为社会所不可或缺。“无私德则不能立”, “无公德则不能团”。660而中国存在的道德问题则是私德发达而公德缺失:“吾中国道德之发达, 不可谓不早, 虽然, 偏于私德, 而公德殆阙如”, “私德居十之九, 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他将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