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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的风险认知模式研究 成功风险沟通需要每周详细的计划、充足的准备、人力资源、相关人才和实践经验。在策划与开展风险交流活动时, 理解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认知情况并预测他们可能出现的反应 (如关注、担忧、愤怒等情绪) 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中国学者对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特征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 亟待加强。国际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用近30年的时间研究风险交流, 揭示出的公众的风险认知特点是其中最重要的贡献。 1 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 对政府监管部门和科学家来讲, 风险=危害产生不良健康作用的可能性×后果严重性, 这是一种完全依靠定量和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 一般来源于自然科学家提供的数据与概率。传统的健康教育认为只要提供足够的知识和技术信息, 消费者就会建立与专家一样的认知基础, 两者之间的认知差距就可消除, 逻辑关系为“专家=正确”而“民众=无知”。然而现实中, 单纯灌输技术信息 (知识) 的做法收效甚微, 例如:多年来对于食品添加剂, 公众始终认为风险很大;对于转基因食品, 尽管国际没有任何依据表明它对人体有害, 消费者抵制情绪依然很强烈。国外学者发现, 实际风险的大小 (physical risk) 与其所产生的恐慌程度几乎没有任何联系。Slovic将风险事件比作涟漪中心的石头, 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人们形成风险认知并决定风险事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 (涟漪波及的范围) :①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②人的特征 (性格、认知偏差、以及人口学特征) ;③以上2个因素的交互过程所产生的作用, 见图1。这一理论强调公众风险认知是立体的, 受不同层面因素的影响, 相互关系复杂, 远远超过了风险的技术定义。 Fischhoff从环境和食物风险研究中发现, 人们对风险的认知依靠“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 至少有20种特征可以引起情绪反应 (包括关注、担忧、愤怒、焦虑和敌对) , 进而影响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与行为。这主要基于Slovic的二维理论, 即风险的熟悉程度 (familiarity) 和忧虑程度 (dread) 是风险认知两个主要层面, “熟悉层面”的特征包括新颖程度、是否能观察到、科学可知、不确定程度、延迟效应;而“忧虑维度”的特征包括可控性、自愿性、影响下一代、后果严重等因素。在Slovic的二维理论基础上, Fife等提出“自然与否”作为第三个维度的因素, 例如:疯牛病在“自然与否”这个维度上趋于“不自然”的系数要比农药残留高, 由此可以解释, 人们为什么认为疯牛病的风险要高于农药残留的风险。 美国学者Sandman提出的Outrage Theory:risk=hazard+outrage, 即:风险=危害 (致死率与病变率) +激愤。其中, “激愤因素”还包括恐惧、怀疑、悲伤等负面情绪, 相当于能引起“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的效应。 根据当前形势, 笔者归纳了一段话:食品安全问题燃点低、炸点多, 容易引起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 理性很难穿透情绪的厚墙。漠视人的感受会扩大专家与“非专家”的分歧。如有专家说大家不用恐慌, “每天吃1 000颗苏丹红鸭蛋才能致癌”“每天吃6颗以上的铬胶囊才会有危害”。从技术角度来讲, 专家们的立场是善意的, 讲的是客观的 (致癌的说法要有剂量-反应关系的依据) , 但这种说法却引起公众的反感。在苏丹红事件中, 苏丹红是工业染料, 哪怕一颗这样的鸭蛋, 公众也不愿意吃, 更不应该吃。笔者试结合一些国内外的食品安全事件, 将“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归纳如下。 一些风险特征容易引起人们愤怒等负面情绪, 使人们感到风险不可接受, 这对于风险交流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如: (1)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涉及儿童 (脆弱人群) 、属于恶意添加 (人为导致的违法行为) 、对三聚氰胺陌生 (熟悉性) 、体现了政府监管缺失 (问责) ; (2) 转基因食品:是陌生的食品 (不熟悉、不理解) 、自己不能控制 (可控性) 、有潜在的严重后果 (恐惧) 和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 上述信息有助于将风险的技术风险与公众的认知因素分开处理, 风险交流工作者可以根据风险特征“按图索骥”, 理清公众关切、明确短期交流目标、确定交流内容。 2 基于风险认知特征的风险交换策略 结合工作实践, 笔者对风险交流工作如何运用风险认知特征, 提出建议: 2.1 公众强烈反应风险感知特征 一般来讲, 媒体关注度高的食品安全热点具备多种风险特征或激愤因素, 容易形成社会广泛关注的舆情事件, 尽早发现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风险感知特征 (见表1) 有利于舆情研判 (无论是否掌握实际健康危害的信息) , “急人民之所急”, 可为早期危机预警争取主动。 当前,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已经将这一思路纳入舆情处置工作机制中, 例如:将含有“有毒”、涉及婴幼儿 (乳制品) 等敏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