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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的现代阐释 礼仪是原始的文化活动。西方之“礼”一般被理解为人际交往方面的风俗习惯、礼貌礼节以及基本的公德观念,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方面结缘不多;而中国之“礼”自古涉及国家的典章制度,包含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习俗、文学、艺术等范畴,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蕴含着深刻的伦理意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礼仪的伦理功能仍然不容忽视。 一、 礼教是中国的要求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精辟地指出:中国政体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道德、礼仪都混在一起,这一切都是行善,都是美德。有关这四方面的箴规就是礼教。正是由于严格遵循这些礼教,中国的统治者取得了胜利。”(P355)绵延数千年的中华礼仪举世无匹,独具内涵: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礼”,既包含了礼、也包含了礼仪、礼教,礼、礼仪、礼教是礼的结构中三个重要的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礼”的基础性的逻辑构架,有着内在紧密的逻辑关联。 1. 礼治的教化功能 是典章之礼。在中国,“禮”字的出现,不只是文化上的创新,而且是制度上的提升。从周公制礼开始,其所设计改造的礼仪就与分封制、宗法制相辅而行,作为最根本的国家制度,对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产生着重要作用。在“礼”的名义下,各种礼仪、仪节被整合成系统化的礼制,成为统治天下的手段和工具。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不懈努力,礼的形态开始趋于成熟和完备,《周礼》、《仪礼》、《礼记》等礼书的出现,让礼以文本形态得以固定,使礼治有了具体的参照,使礼仪的传承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而长足地发展,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由“礼制”、“礼仪”“礼器”、“礼乐”、“礼教”、“礼学”等内容融会而成的形态完备的礼。由此,礼不仅成为日常行为的规范与准则,同时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体现,被非常突出地用于国家的治理,即所谓的“礼治”。统治者通过“礼制”、“礼仪”、“礼器”等内容和手段,来维护和协调人伦、等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牢固。由于政治与宗法的合一性,使得礼学带有浓厚的宗法和伦理色彩。它注重传统,以宗法血缘家庭的观念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提倡群体本位,强调等级秩序,追求社会的和谐。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的准则,是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亲亲敬长推演而来,并因此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敬、朋友有信的内在逻辑链条。 2. “德”与“礼”的整合 早在周公制礼时,就在礼仪中导入了道德的意蕴,使周礼在内蕴上更为广博。王国维说:“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故知周之制度典礼,实指为道德而设,“德”与“礼”的结合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中国古代,循礼尊德重人事,内在具有逻辑的相关性。礼,不仅是典章之礼、同时还是道德之礼,伦理之礼,教化之礼、个人内在的德性之礼。著名礼学家钱玄先生说,礼的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礼学实际上就是“上古文化史之学”。的确,中国的“礼”,实际上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总称,是中国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体现了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传统道德价值系统的根本特征,因而成为传统社会制度的巨大维系,成为传统文化之核心和精髓。 3. 孔子的礼学思想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礼仪是道德教育的核心。《礼记》说:“礼者,德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认为礼是培养德行的启蒙之物,“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们,自觉地承担起宣传、论证礼的任务,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礼的理论体系。孔子将礼与仁、义联系起来,以仁释礼,将传统的礼与宗法制结为一体,使之成为国家之礼;将礼作为修身之本,视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使之成为道德之礼;将礼作为教化的重点,开启了“礼下庶人”的历史进程,使之成为教化之礼,他本人也成为礼教的“至尊先师”,其礼学思想备受后世统治者的推崇,成为维护皇权的绝好工具。儒家礼学经历了先秦元典礼学、汉唐礼学和宋明礼学等不同理论形态,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化而不断演变的,至尊地位得以确立,礼学的内容和理论思辨层次得以不断提升,学礼、用礼、保礼成为治理国家、教育民众的强大工具。 4. 礼与俗的统一 中国文化的发生是多源的,地域性文化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可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依恃宗教,也不同于西方现代社会依恃法律,而是利用礼俗进行调控。”(P566)从周代开始,中国社会就有了“采风”、“观俗”的现象。官员、文人到民间去“移风易俗”,一方面了解民间的风俗,进行整合;一方面加强教化,以礼化俗。这种雅与俗、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沟通,使“礼”与“俗”互相调适,不断融合。既可“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又可 “礼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