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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为、市场特征与政府管制 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逐年增加，尤其是2009年。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 被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事件2006年为3件, 2007年2件, 2008年2件, 2009年4件, 2010年9件, 2011年27件 (见附录) , 这些事件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1) 涉及到的企业数量众多, 几乎威胁到整个行业的发展; (2) 其中不仅仅是众多的中小企业, 而且不少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位列其中;①(3) 其中也包含地方政府的态度, 在一些地区, 该行业占到地方经济的很大比重 (支柱行业) , GDP的竞争和就业税收的考虑使得地方政府采取包容和事后掩盖其问题的态度和行为;②(4) 事后的惩罚力度较低。 尽管这其中有媒体和社会关注度提高而将问题较为集中地揭露出来,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 企业不顾消费者的安全而生产假冒伪劣和有害消费者的产品的现象在政府不断加强的管制之下不是偃旗息鼓, 而是愈演愈烈, 这也表明管制和事后惩罚的治理基本上是失效的。通过媒体的曝光, 不少问题产品被社会公众所了解, 引起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的不信任, 并引发社会极大的愤慨和质问, 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不断, 政府屡禁不止?在学术上可以追问的是, 为什么政府管制失效?在情感性的愤慨情绪之后, 学术界必须回归到理性的分析上, 揭示我们的市场特征、企业道德行为与政府管制制度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地理解这一复杂的关系, 才可能对问题有深入的理解, 新的制度和政策的设计才是可行的。本文在对我国较大范围内存在的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基于逆向选择、不道德行为扩散机制和法不责众而形成的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市场特征, 并建立混合寡头竞争模型分析企业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创新与败德行为之间的战略选择。由此, 尝试给出了转型经济下质量安全问题政府管制失效的制度分析模型, 以深化对于群体性败德行为管制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 一、 以不道德行为手段的企业道德认知 首先值得考虑的是, 如何界定企业通过造假或使用劣质原料欺骗消费者以牟取私利的行为?在企业伦理的研究中, 这被称为企业的不道德行为或道德失范, 这是企业不顾甚至侵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而单方面追逐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一行为并非中国所独有, 而是市场经济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Saul (1981) 曾指出, 在美国, 通过如《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可以观察到, 一方面政府的管制在日益加强, 另一方面一系列侵害行为不断发生, 如盗用公款、共谋价格、伪造记录、欺诈、贿赂、逃避管制等, 公司行为变得越来越不道德。Boling (1978) 从不断发生的企业丑闻很早就警示企业管理上存在着道德“危机”, 商业活动受到众多的社会谴责而成为“道德厌恶” (moral abhorrence) 。在这里, 基于宗教和基于法律的伦理似乎都难以约束这种面临巨大利润诱惑下而产生的不道德行为。近年来, 大量企业伦理研究的文献一方面关注企业内部的道德规范, 按照Strother的观点, 这一传统始自贝纳德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经理的职能》一书, 组织承诺和道德规范成为组织社会公正性和合法性的核心内容 (Strother, 1976) 。另一方面, 则注重组织与社会之间的道德整合, 而提出整合性社会契约理论 (DonaldsonDunfee, 1994) 。 Carroll (1987) 在Business Horizon杂志撰文“寻求道德的管理者”, 他在文中提出, 至少有三种道德品质的管理者:一是不道德的 (immoral) , 另一种是道德无涉的 (amoral) 。Carroll称前者为有意的不道德, 后者是无意的不道德, 而最后一种是道德的管理者, 这是指主动地超越利润最大化的行动者。事实上, 企业的不道德行为由来已久, 在近代合同法的演变历程中, 人们已经认识到, 仅仅依靠合同法这一自由市场制度不足以解决产业问题, 尤其是“工厂、煤矿、海员和移民旅客的海上安全、食品和饮料的伪劣产品、供销售商品用的度量衡标准等等”问题。①现代产业的交易规模和范围的无限扩张, 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完全分离, 生产者对匿名消费者的利益越来越漠视, 不道德问题时有发生并成为市场经济难除的痼疾。尽管管制以及事后的惩罚对于抑制这一行为是有意义的, 但因为新的技术和创新缺乏明确的道德底线或边界, 同时, 对于一些如食品和药品的负面效应也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 逐利的商业化行为有时因此无意地造成了对消费者的伤害, 这时的市场管制常常是滞后于市场的创新和发展的。 不道德行为经常具有传染效应 (谭亚莉等, 2011) , 较大范围的不道德行为的扩散 (传染) 使得道德的管理行为难以生存。道德或不道德的管理行为与市场整体的行为规范是密不可分的, 单个企业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