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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文学理论》是雷韦勒克和美国学者奥纽曼创作的一部名著。1942年在美国出版，1965年重印。“自出版以来, 大量发行, 已先后有西班牙、意大利、日本、德、希伯来和印度等多种语言的译本, 风行于世, 广泛流传, 是近三十余年来西方文艺学具有权威性的杰出著作, 至今仍被世界许多大学采用作为文科教材。”(1)1984年11月, 刘象愚、邢培明等翻译的中文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1986年12月再版, 再版印刷四万四千册, 可称作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二十五年来, 这部专门讨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著作在中国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专业中的影响和传播经久不衰。在这篇文章里, 我尝试变过去的历史性、实证性研究为问题性研究, 采用“提问题”的方式展开讨论。表面上, 它与二十五年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没有“必然联系” (所谓“必然联系”, 就是必须很多人在文章中提到它) , 但实际上, 这种“关联点”却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中看到) 。 一、 有了自我的真理性 20世纪50年代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史”阶段, 真正的“文学史研究”直到80年代才开始。这种变化表现在从“感悟批评”转向“问题讨论”。它显然受到了当时正在流行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的影响。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接受过语言学训练, 而语言学不主张把文学研究笼统地等同于“文学批评”, 而是主张在对各种文学概念加以严格界定、区分的基础上讨论文学研究问题, 这就使他们的研究颇具理性色彩(2)。 韦勒克、沃伦指出:“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 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 显然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细致区分和讨论:“‘文学理论’一语足以包括——本书即如此——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理论’。”(3)虽然“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 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 或者文学史里缺乏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 “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又承担着不同的职责。两位作者相信, “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否则, “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就无法产生。他们进一步指出, “文学史旨在展示甲源于乙, 而文学批评则在宣示甲优于乙。根据这一观点, 文学史处理的是可以考证的事实;而文学批评处理的则是观点与信仰等问题”。然而他们也不认为“文学史研究”能做到绝对“客观”, “在文学史中, 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 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初步简单地从一般著作中选出文学作品, 分配不同的篇幅去讨论这个或那个作家, 都是一种取舍与判断, 甚至在确定一个年份或一个书名时都表现了某种已经形成的判断”(4)。正因为如此, 他们主张对“文学史”的“权力”进行控制和限定:“在文学研究中, 这种重建历史的企图导致了对作家创作意图的极大强调”(5), 因此, “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 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 (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 , 又是‘历史的’ (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 ”(6)。 我们无法证实8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没有读过《文学理论》, 但他们探讨的问题已在前面韦勒克、沃伦的论述中有所涉及。在1985年广受争议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中, 唐弢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以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并用不屑的口气说:“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 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唐先生的“时间记忆”显然是有问题的。我们大概不会忘记:王瑶、蔡仪、张毕来、丁易和刘绶松等著名史家不都是等“现代文学”刚完, 就匆匆写出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 (1951—1956) 而被唐弢 (包括很多人) 都一一“默认”了吗?而在当时, 他们不都是“当代人”在写“当代文学史”?怎么彼文学史不需要“时间距离”而此文学史就非得要“时间距离”了呢?不过, 唐弢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准确界定和到位分析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它表明80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拥有了相当自觉的文学史意识: 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 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 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 经过生活的筛选, 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 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 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明晰, 理清线索, 找出规律, 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应当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 在促进当代文学发展中, 我以为写述评比写史更重要, 因为, 这可以引起关注, 展开讨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分呢?这里只就文章体裁的性质说一说个人的意见。我认为史是收缩性的, 它的任务是将文学 (创作和评论)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