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与小家庭之争：民国时期家庭改制研究.docxVIP

? ? “大家庭”与“小家庭”之争 民国时期家庭改制研究 ? ? 耿达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2） “大家庭”与“小家庭”之争：民国时期家庭改制研究 耿达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2）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家庭革命论”和五四新文化期间的“家庭革新论”二次浪潮。对于如何进行家庭改制，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可将其分为激进派、保守派和改革派。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制和欧美流行的小家庭制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重构中国现代家庭制度的基本路径，一场关于“大家庭小家庭孰美”的争论激烈展开。大家庭制与小家庭制各有优劣，经过深入的讨论，知识分子基本认同小家庭制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大家庭；小家庭；家庭改制；民国时期 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纽带，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哲学话语之下，家成为治理天下的基本单位，也是文化上下流通的核心载体。在以失败的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天变万化”成为一个明显的特征。建设民族国家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诉求，身—家—国—天下的“四重域”出现了结构性裂变，“去家化”成为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的一种趋势。[1](p80-84)民国即处于这一转型的剧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制度（包括意识传统型和形态传统型）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且对现代家庭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大家庭与小家庭孰优孰劣、何种家庭制度更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成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家庭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方兴未艾，特别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人物安德烈·比尔基埃主持编撰的《家庭史》于1986年面世之后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该著分析了中国家庭在近代的转变历程，“帝制末期和民国初期的革命理论家以极严厉的态度揭露和批判了这种‘家庭观念’，认为它成了当时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障碍”。[2](p309)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研究近代家庭史的专著。此著按照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列介绍了近代中国几次重大事件对“家庭变革”的影响和变革的具体表现。①见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国刚主编、郑全红著的《中国家庭史第五卷·民国时期》对民国时期的家庭规模、家庭生活、家庭关系、家庭生计和家庭转型进行了全面论述，②见张国刚主编、郑全红著《中国家庭史：第五卷·民国时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代表了学界研究民国家庭史的最新成果。邓著在纵向上对民国时期的家庭变革进行了阶段性的历时考察，郑著在横向上对民国时期的家庭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整体关照。论文方面，学界对民国时期家庭制度的研究集中于对家庭观念、家庭规模、家庭结构等方面的探讨，①主要研究成果有：徐建生.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革思潮述论[J].近代史研究，1991（3）；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J].近代史研究，1997（2）；沈绍根、阳三平.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的家庭变革思潮[J].求索，1999（2）；林吉玲.五四时期家庭观念的重构及其体现[J].济南大学学报，1999（3）；刘是今.论民国时期农村家庭制度的变迁[J].青海社会科学，2003（4）；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03（1）；关威.新文化运动与婚姻家庭观念变革[J].广东社会科学，2004（4）；郑全红.论民国时期家庭关系的变化[J].中州学刊，2008（6）。对认识近代家庭特别是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目前研究存在一定的“趋同化、简单化”，②见余华林《近20年来中国近代家庭史研究评析》，《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对民国时期大家庭制与小家庭制的具体争论甚少论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民国时期的档案、杂志期刊和调查研究来具体分析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大家庭制和小家庭制的讨论，以透视民国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批判以及对现代家庭制度的重构，欲表明这种“制度之争”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对传统的“一次反叛”与重构。 一、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与重构 “家庭制度是几千年来支持我们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极古的基石”。[3](p488-500)传统家庭制度作为一种儒家哲学伦理的基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孝道”和“三纲五常”。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差序格局”就是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波纹层层外扩，而家庭秩序则是波圈的中心。[4](p25-32)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传统家庭观念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因此在民国时期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批判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共鸣。 （一）批判传统家庭制度的二次浪潮。 在近代家庭制度变革的历程中，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