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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五期移民说质疑 五 从三、四、抗辩之战看黄巢起义军的南迁 客家人是北方移民形成的，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哪一次移民运动所形成以及到底如何形成。由于解释上的困难,过去所有的研究者都无法确指到底哪一次或哪几次移民是客家之源,只能含糊地认为历次迁徙运动所产生的移民都是今日客家的先人。所以五期说并非罗香林先生凭空的想象,而是他总结、修订与综合在他之前各家学说的产物。在上一世纪以及本世纪初,已经有过一些外国学者和传教士提出三期或五期的假设。在罗之后,也仍有其他学者提出不同的分期说。但所有这些分期假设仅止于争论移民的次数与移民的时代而已,而并未去认真考虑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是否能够经过这么简单的叠加而成为客家的先民。 罗氏“五期移民说”的五期是指:(1)西晋永嘉丧乱以后;(2)唐末黄巢起义之后;(3)北宋靖康之难以后至宋元之际;(4)清康熙初叶至乾嘉之际;(5)清同治六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五期说只是罗列移民的事实,不分主次不别源流,而且不说清五期移民所以能够综合或叠加的道理。不过罗氏在叙述五期移民时,于第一、二期用“客家先民”字样,而于三、四、五期则直用“客家”二字,大约其心目中,乃以前二期为源,而以后三期为流。但即便是这种思路,也还存在问题。因为所谓第二期的黄巢起义上距东晋南朝已四、五百年,此时来到南方的北方移民(其实并不存在,下面再分析)凭什么标志去跟四、五百年前就已南来的先行者融合在一道——而不跟当地的土著融合——从而形成客家人的共同祖先呢?《客家研究导论》于此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我们替罗先生设想,他是以客方言的共同性为出发点的,那么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东晋南朝时期迁移到江西地区的北方侨民很少1,他们当时带来的北方方言必然要被当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原住民所同化、所消融,而不可能保持永远不变,等到四、五百年后再叠加上去第二期,即黄巢起义所引起的北方移民方言的影响。这是一。 第二,黄巢起义事实上并未形成全国性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浪潮。这是因为起义的农民军并未建立固定的根据地,只是南下北上不断转徙的流动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战乱的影响主要只在作战地点附近,并非遍地狼烟,处处疮痍。因而逃避战乱的迁徙行为往往只是短距离的,就近的移动,不会造成定向的自中原而江南的大规模移民(当然少数的由北而南的长距离迁移也可能发生)。何况黄巢起义军南北转战大半个中国,即在南方亦非安定之地,何能使得北人大规模南迁呢?在唐代的确发生过一次自北而南的移民大浪潮,但这次移民运动是由安史之乱所引起,并非黄巢起义所造成。安史之乱与其前的西晋永嘉丧乱和其后的靖康之难一样,都是发生在整个中原地区,与此同时,南方又相对安定,因而自然逼迫北方人民往南迁移,这与黄巢起义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当然,安史之乱所引起的移民运动,过去被整个史学界所忽略,并非仅罗先生一人而已)。虽然黄巢起义军未造成大规模长距离的移民,但在经过江西时,是可能使安史之乱以后来到江西的原北方移民,再度播迁至赣南与闽赣山区的。客家家谱中所看到的因黄巢之乱而进入赣闽粤交界山区的移民并非直接一步自北方迁来,而是从江西就近迁入的。在罗先生所举的第一、二期移民的族谱中,也看不出他们是一步由中原迁到今天的客居地的。 第三,五期说所利用的材料存在问题。罗先生的基本依据是族谱,然后辅以正史的记载。但是这些族谱大都修撰于晚近,因此上溯至唐宋时代以至东晋南朝的记事,其真实性是大打折扣的。对于族谱的不可靠性,宋人在《齐东野语》里已说得很透彻,欧阳修以修谱名家,尚且对欧阳氏从唐至宋的世系都弄不清楚2,又怎能保证千百年后的人,在叙其祖宗的播迁原因与过程时能准确无误呢?因此对于唐宋时代及其以前的移民情况,我们应尽量以当时或相距不远的正史或其他可靠的文献记载为主,而后再参考族谱的记载,而不应该倒过来。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相信所有族谱的可靠性,那么就以《客家研究导论》第二章所举证的几部第一期移民的族谱而言,我们又怎能确定这些移民在迁到南方后就直接成了客家先民呢?也许他们是在辗转迁入赣闽粤山区以后,才同化于当地已经形成的客家文化中,也说不定呢?在这一期移民族谱中,罗先生所举有八份材料,似乎只有一份是载明直接从北方迁至赣闽粤山区的。这一份是《崇正同人系谱》卷二《民族》的赖氏条,载赖氏一祖先于“晋末丁世变,避居南康。……”但南康亦有两解,一是赣北的南康军,一是赣南的南安军南康县。 由于五期说难于分辨客家的源与流,因此讨论客家源头必须另辟蹊径。客家人的最主要特征是客家方言,我们应该从方言认同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关于地域认同 汉民族虽然只是文化上的意义,而非血缘上的概念,但至今并无人将其按血缘来分别派系。无论是东西南北的汉人,都被看成一系。他们的分别主要体现在地域方面。中国长期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积淀成为特殊的地域文化心理,加之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安土重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