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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的生成与变迁 《慈海》中的“江南”一词也有解释。泛指长江以南,但各时代的含义有所不同:春秋、战国、秦汉时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近代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889在我国关于乌镇、西塘等“江南六大古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书中阐述江南概念时写到:“近代专指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一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经济专家陈学文教授在《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一书前言中指出:“嘉兴地区在明清江南(狭义的江南是指苏杭常嘉湖五府)经济区中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因为它能反映出江南水乡经济的特点。”3本文采用《辞海》“江南”条释文所指的范围。关于吴文化对江南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目前学术界论述并不充分。秦宝琦、谭松林在《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总论》中全面论述了秘密社会包括民间宗教的历史演变情况,但关于文化对民间宗教信仰的影响没有充分论述。日本学者三谷孝的《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力图从会道门角度,以农村社会为背景来考察民间宗教,为研究民间宗教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对民间宗教信仰的文化因素论述不多。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在学术界首次成功地理清了一些教门的源流,为研究民间宗教开辟了道路,只是很少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分析民间宗教信仰。吴文化的生成与变迁,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形势、移民结构的规定和影响,而每一种因素对文化影响的力度又因时因地而异。因此吴文化有着独特的区域特征,对江南民间宗教信仰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 吴地区民间信仰宗教的发展 吴地区先秦以来就有着传承不息的迷信鬼神文化传统。在那炎热潮湿、棒莽丛生、沼泽四布、虫蛇出没的恶劣环境中,吴地区的生产力还很低下,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以致进入阶级社会后财 王伟,邵雍 产的分化并不剧烈,从而为原始氏族制度某些残余的保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些残余包括原始的图腾崇拜和迷信鬼神。吴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性内涵。从汉至唐代,吴地区因地理的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晚而弱一些,在文化个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跃,佛教、道教在当地的流播非常迅速,进而与古老的好神巫的传统结合,产生了鲜明的宗教特质。吴越先民自古就是“信巫鬼,重淫祀”。吴地区水网密布,人们以舟船为生,为适应水上作业的要求和威慑水中鬼怪的心理愿望,吴越先民在与水患斗争中逐渐形成敬事鬼神的信仰传统。吴、越民间信仰体系极其庞杂,有众多的地方性神祗崇拜。这些神祗涉及吴越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神话人物神、自然崇拜神、历史人物神等等。隋唐时期这种信巫鬼好淫祀之状况仍然十分普遍,《隋书·地理志》载:“其俗信鬼神,好淫祀。”唐崔龟从《宣州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云:“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佛教在吴地区的传播也可以说明,东晋南朝,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佛教在江南流播甚广。上层社会与民间普遍流行这种新的文化,名刹众多,信佛者日众。至唐代更是禅僧云集,禅宗在此迅速流播。 民间宗教往往利用迷信崇拜,更注重组织形式,以改变自身社会地位和变更现实社会为目的,通常带有反正统、反社会、反现实的特征,因而又被历代统治者称为“异端”、“左道”、“邪教”。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一种大众心态,它的形成有其连续性。会道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封建迷信和练功练武相混杂的日常活动”3。“中国的会道门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产生的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1会道门是民间宗教的一个别称,会道门的特征是民间宗教特征的体现。封建迷信是导致民间宗教信仰的温床,吴地区的迷信鬼神文化传统有利于江南民间宗教的广泛传播。江南广泛存在的民间宗教信仰与远古、先秦时期该地区盛行的崇巫尚鬼之习俗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江南是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发源地。河姆渡人与良渚人在创造大量精美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信仰传统。“双鸟朝阳”纹象是河姆渡人图腾信仰的标志,王士伦先生在描绘此图象时说:“刻划两只振翅的鸟,鸟头相对,连体,中间有五重圆圈,好似太阳。鸟嘴尖,长尾,这种异首连体,并且中间刻有太阳,可能表示鸟是空中神秘的动物,是介乎人天之间的神使。”吴地区民间不仅鬼神观念盛行,而且祭祀鬼神的巫傩活动也十分活跃。民间百姓在畏惧鬼神的同时,开始畏惧巫祝的法术,而这种畏惧心理的出现无疑是与其对巫鬼力量、巫祝法术的信仰密不可分的。三国两晋时,吴地区民间巫、傩活动日益活跃。东吴之际,巫师精擅法术的神话在吴地区江南广为流传。江南远古、先秦以来一直流传的巫、傩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已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对于培养当地人民崇巫尚鬼的信仰心理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五斗米道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以祈禳斋醮为人谢罪免灾,这极大地满足了广大民众祛病祈福的心理。五斗米道等民间道派由于其传道方式符合江南民间尚鬼崇巫的社会心理,因而在江南得以广为流传,这对于江南民间宗教信仰心理的加深无疑起到了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