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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版权认知的差距及对美国的影响 “对中国的误解可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为重要。” 知识产权盗版的现实困境 在美国,正蔓延着一种范围广泛却难谓允当的认知:知识产权盗版只不过是专属于或主要属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甚至专指中国)的问题。这一不当的认知不仅显身于主流媒体以及一些当选议员“打压中国”(China bashing)的聒噪中,甚至弥漫至各个阶层的杂谈阔论。作者近日就因一本行将付梓的知识产权法2新作而遭受了类似的不快。出版社为该新作设计了一个封面,封面展示的是一张堆满待售DVD、VCD的小桌。一眼即可认出这些以中文标识的DVD是好莱坞的最新影片。 作者并未采纳这一封面,部分缘由是因为该书属于知识产权法的全面论述,而DVD盗版(即便整个知识产权盗版)所受到的媒体关注,仅仅是知识产权法的小部分内容,更何况该书对此问题只做了简要的讨论。不过,作者当时的第一反应并不似此刻心平气和,沉机观变,而是深切感受到了它的排华(Sinophobic)气息。出版商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该图的背后内涵,他也表示这非其本意。最后,还是将之换成了一幅让人轻松,展现一项已获批准的美国专利申请的图片。 此后不久,西南政法大学的王衡教授遨请作者参加该校在重庆举办的一个有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研讨会,就国际知识产权法问题发表演讲。会后,另一位教授向作者透露,主办方本以为作者的演讲“又会是老生常谈地对知识产权盗版问题大张挞伐。”而事实上,作者在接到邀请时便已打定了演讲内容:“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版问题并非如此严重。” 政客们在寻找安全可靠并且没有投票权的替罪羊时往往将目光瞄向国外。这种不合时宜的排外情结深深烙进了公共政治话语,在诸如移民、贸易政策等问题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它并不是美国的独创,而是世界各地的通行做法,是政客们奉行成本最小化手段的必然结果。对于一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参议员来说,将底特律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日本汽车商(例如不公平竞争行为)要比怪罪底特律本地的汽车厂家所生产的糟糕汽车安全得多。然而,律师和法学家们不是政客,因此无需借助此类托辞。确切地说,以事实和理由摒除而非兜售政治作秀,正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2003年,余家明(Peter K.Yu)教授的一篇力作——《关于著作权盗版的四种常见误解》(Four Common Misconceptions about Copyright Piracy)正是以事实和理由 为依据的极好范例。该文标题中提到的四种常见误解是指:“(1)著作权盗版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2)著作权盗版主要是发展的议题;(3)著作权盗版是技术发达国家过去经历的现象;(4)著作权盗版是独裁统治的必然产物。”将之适用于中国(如果过分引申了此意,谨向Yu教授致歉),则可作如下解释:(1)在英文著作(包括学术著作)中,不厌其烦但不尽正确地认为:知识产权盗版在一定程度上植根于中国文化或其他因素;(2)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与知识产权盗版率并不成正比或反比;(3)美国的科技进步实际上带来了美国知识产权盗版的复苏;(4)独裁统治事实上对知识产权盗版有抑制作用。一言以蔽之,本文将这些观点和结论概括为:中国(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著作权盗版对于美国的著作权人而言并没有通常描述的那么严重,相反,一些发达国家的盗版问题更为棘手。 版权体制的问题 即将到来的2008年美国大选正由候选人掀起新一轮“打压中国”的浪潮。2007年8月7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声称:“我不会饮用中国进口的劣质食品,也不会让我的孩子们摆弄中国制造、带来疾病的玩具。”选民们或许早已惯于对候选人的言语半信半疑,因为克林顿夫人表达其担忧时,她自己唯一的孩子——切尔西(Chelsea)都已经27岁了。针对同一问题的辩论,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态度似乎较为温和,他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但并不必然是敌人。”只有劫持飞机,并径直撞向人群密集的大楼的元凶才称得上敌人,而不是兜售《尖峰时刻3》(Rush Hour 3)盗版光盘之人。但不难看出,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政治演说已经不够理智,而货币利率和含铅涂料问题又加深了敌意。打压中国——正如之前打压日本一样,蜕变成了人们可以从中谋利的产业。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杂志始终扮演着中国威胁论的忠实鼓手。过去几个月,该杂志频繁使用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标题:《中国:叫停知识产权盗版》、《中国假货:警方难题》、《美国将盗版问题诉诸WTO——中国每年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造成了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导致美国诉诸WTO》、《对音乐盗版充耳不闻:中文搜索引擎致使网络歌曲盗版易如反掌》以及《怎样赢得与中国的知识产权之战》。即便没有刻意提到中国,《商业周刊》也常常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