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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 《辽九书》第九版包含了关于舒武先生的性学。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样？。舒文从反对男权社会、倡导男女平等的良好愿望出发,经一番“思索”,“考较”之后,却一口否认了中国古代曾有过性学我读后有不同的看法,故撰文以商榷。 历史上,古代中国的性学归属于医学范畴,这或许与性医学一直是性学的主体有关。首次记载这方面的专著,是西汉早期班固编撰的《汉书·艺文志》(汉代国家书目),书中的“方技略”(医书书目)分医书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其中房中类即性学专著,计有八部(家),书名是:《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汤盘庚阴道》、《尧舜阴道》、《天老杂子阴道》、《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可惜的是,这些书都早已失传;所幸的是,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十四种医书中,有六种为性学专著或含有大量性学内容,从而使我们今天能直接接触两千多年前的性学文献。因原书佚名,整理者依据书中内容分别取名为:《十问》、《天下至道谈》、《合阴阳》、《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研究这批文献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些书和《汉书·艺文志》中的房中类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综合书中内容,可概括出如下要点:采用当时的天人相应和阴阳哲学思想,阐述男女之间的性生活符合天道;吸纳先秦道家对精、气、神的论述,强调其对人体及性生活的重要;通过以动物行为的比附,指导人们如何过好性生活;从医家对纵欲伤身的观察诊治,提出节欲养生的主张。这一概括,与班固所写的房中书提要相当一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损性命。”(《汉书·艺文志》)。这些情况都说明,在汉代以前,古代性学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基本框架, 经两汉至隋唐,古代性学处于繁荣状态,著作很多,除国家书目中可见外,在其他文献中还可看出它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情况,但保留下来的多集中在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九八四年编撰的中医书《医心方》内,舒文中所说的叶德辉编刊的《双梅影丛书》,也基本上是从该书中集佚而成。这一时期的繁荣若从学术上与汉以前对比,其观念与原则皆承袭前代,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性生活观察得更仔细,对性行为的指导更丰富,以及对性疾患的治疗更成熟等方面新出现的情况是,由于当时很多名医亦医亦道,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他们虽对古代性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也将道教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带了进来,如认为通过性交合中的采阴补阳、还精补脑等行为,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甚至得道成仙等。 宋代以后,中国古代性学因程、朱理学的扼抑而落入低潮。在医学领域中儒道分流,某些道教徒所施行的阴阳双修、练内丹等这里就不去管它,医家则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儒医为主流。受儒学的影响,在新的医学著作中已没有前代那样的性学专著,但医家面对社会客观需要,只得将相关内容在“求嗣”和“养生”的名目下去寻求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古人所持的房事“阴阳天道观”的理论阐释深度,对养生和优生的强调,以及对影响房事的性功能障碍和不育、不孕的治疗等方面,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性学发展的新趋势。对于前代性学著作中敏感的性行为指导,大多医家是基本赞同的,只是因为“辞太近亵,故不收录”(明·万全《广嗣纪要》)。其间也有极少数医家不适当地将“节欲养生”的正确传统,扩大到禁欲的地步。 综合中国古代性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学科整体来加以分析。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代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关联的事物属性,如天与地、刚与柔、奇数与偶数、男与女等。阴阳之间最基本的变化规律,用群经之首的《易经》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天地不交,万物不兴。”所以古代性学将其作为最高的观念层次,认为男女之间应该交合,“不可以不交合”,因为这是阴阳变化的大道理。同理,在古代性学中没有同性恋、手淫等内容(社会的客观存在和是非曲直别论),因为其不构成阴阳关系。古人又从男女交合的不同结果上悟出,交合之中还有道理、有规律应该遵从,只有遵从和掌握了这些规律和道理,才能取得好的效果,真正达到阴阳交合的目的,否则会适得其反,从而在几千年前就明确提出了性教育的问题:“人产(诞生)而所不学者二,一曰息(呼吸),二曰食(饮食),非此二者,无非学与服(练习)。”(《天下至道谈》)古人将判定交合效果的好坏,集中在是否对身体有益和牛育的优劣两点上,从而形成了第二层的原则层次。凡是有益于身体和导致优生的行为,被认为符合交接之道;凡是有损于身体和不能优生的行为,则被认为违反了交接之道。前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房事养生学,后者则成为重视优生的传统。至此,古代性学无可挑剔。最下的行为层次内容很多,良莠纷呈,须有所鉴别,其中错误之处,有的是因为古人囿于当时的科技认识和手段不足,如现在知道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