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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资料中的青铜铭文 03年1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了27件西周文物。它们大多建于西汉末年的宣王时代。其中鼎12件, 鬲9件, 壶2件, 盘、匜、盂、盉各1件。 学术界关于这27件器物的研究有很多, 但这批出土青铜器最大的意义在于:27件青铜器件件都有铭文, 共计4000余字。其中逨盘372字;四十二年逨鼎281字, 四十三年逨鼎310字。这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有巨大意义的出土文献材料, 这也是近年来铭文类出土文献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们对研究西周的历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以下就以这些铭文为例, 谈铭文作为出土文献的历史意义。 首先, 这批出土文献为传世正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证明了《史记·周本纪》等正史的正确性, 很好地实现了“二重证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铭文一次性地记录了西周前12位王 (文、武、成、康、昭、穆、龚、懿、孝、夷、厉、宣) 的名称、承续关系和相关历史事实, 是出土文献中记载西周诸王名号最多最全的。这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完全一致, 为正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这批铭文, 对于历史研究中“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1925年提出的, 运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古史研究方法, 它被人们广泛认同并沿用至今。此次眉县的出土文献记录了丰富的西周历史信息。如四十二年逨鼎铭文记载了周王赏赐贵族及封建诸侯的礼仪;四十三年逨鼎铭文记载了周王任命逨担任官职并叮嘱他勤勉从政;逨盘铭文记载了逨对7位先祖功德的赞美。运用“二重证据法”能大大推动西周历史的研究, 又能将“二重证据法”不断发扬光大。 其次, 这批铭文记述了单氏家族8代世系与西周12代世系的对应关系及相关历史, 对我们研究西周王室世系, 和以单氏家族为代表的上古中国宗族社会有重要意义。 以逨盘铭文为例, 它叙述单氏家族8代人 (单公、公叔、新室仲、惠仲猛父、零伯、懿仲、龚叔, 以及逨本人) 辅佐西周前12位王征战、治政、管理林泽的史实和周天子对逨的教诲和赏赐。单氏家族的事实, 说明其在周朝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族群延续的关系, 特别是通过祭祀礼器表现出来的周王室大族的前后关系, 对研究上古中国宗法制下的社会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有关单氏家族的出土文献绝非孤证。李学勤先生曾撰文《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 (《文物》1979.12) , 介绍了“叔方鼎”内壁上有“叔作单公宝樽彝”铭文, 这里的“单公”和“叔”正好呼应了眉县杨家村出土文献铭文中的单氏祖先, 且二者先后顺序十分明确。而50年代以来眉县不断出土的青铜器上也不乏对单氏家族的记载, 构成了多重证据。所以说以单氏家族来研究西周王室的大族有很强的可信性和代表性。 再次, 铭文在纪年方面, 年、月、月相、干支俱全, 对研究西周的金文历法有重要的作用, 但铭文也对正史和今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逨鼎上有两条纪年, 铭文为“四十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和“四十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这些准确的纪年铭文, 对研究宣王的纪年问题有重要的意义, 为研究西周年代学提供了确凿而有力的资料。出土文献中的 (周宣王) “四十三年”也刷新了以往发现铭文“三十七年”的记录, 器物宣王时期的特征明显, 故为西周纪年特别是宣王在位时间提供了新材料。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一个呼应与检验。 但问题也同时产生, 出土文献又与正史和今人研究成果 (如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 存在矛盾。对于这个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作文《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以考证。而陕师大常金仓教授更是认为通过这批出土文献的发现, 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应该做出调整。他认为西周的历法制度没有想象的高, 而想通过传统的释读月相而推算历年的方法是天真的。 (参见常金仓:《眉县青铜器和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调整》) 综上, 以眉县03年出土的青铜铭文为代表的铭文类出土文献, 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 又实现了对历史“二重证据法”的研究;它既佐证了正史, 又对正史和今人研究成果提出了挑战, 引领对出土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