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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太战略的雁型安全模式及其启示 2010年，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的战略。同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已成为亚洲和世界的第一和第二。1这两者并存显然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中国学者意识到这将极大影响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那么,美国的亚太战略会出现什么新变化和特征?中国还能像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样具有稳步拓展的机遇吗?中国应该如何理解并塑造周边安全环境?本文试图从战略角度,对美国的亚太战略进行新的解读,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性选择做出初步的分析。2笔者认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已进入了第三个阶段,3即更具有动态性和网络化的雁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美国与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将更加面对面的交锋,美国亚太战略的制定将以对中国的关系为基础。为此,中国周边外交的模式和可供选择的工具都要进行革新。笔者主张以地区为中心,以动态的方式构建中国地区战略,积极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转型和中国周边环境的新变化。 一 亚太安全战略的美国寻求更有利的政策背景,以寻求美国在本世 从冷战开始到21世纪初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大致经历了“轴毂(hub-and-spokes)”模式和“扇形模式”这两个阶段,并各自具有明确的模式。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模式并非是替代性关系,而是逐步累积的,后者的形成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战略与政策的继承性大于变革性,这是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时期的“轴毂”模式。在“冷战”时期,中外学术界对于美国以双边同盟为主的亚太安全战略存在极大的共识。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美国以双边方式组建军事同盟,美国是中心,同盟之间缺少深入的互动。该模式的缘起是二战后亚太局势的变革,新中国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写了远东的地区安全局势。1951年,美国先后与菲律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签订了双边军事同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同澳大利亚外长和新西兰外长的会晤中,用“轴毂(spokes on a wheel)”这个比喻向他们阐述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构建。此后,有关“轴毂(hub-and spokes)”模式的论断逐渐传播开来。美国之所以在欧亚大陆构造不同的地区安全模式,是因为美国在亚洲还试图约束亚洲盟友,不让它们成为进攻性的国家,以免把美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或者战争。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约束亚洲盟友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双边形式进行。4 第二个阶段是冷战后至今的“扇形”模式,在“轴毂”模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多边经济合作。这一模式的提出者是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 Ⅲ)。1991年,贝克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比喻为一把展开的扇面。他说:“这把扇面的基地在北美,向西辐射。它的骨干是美日联盟与合作。向北一条射线是与大韩民国的联盟。向南,另一条射线延伸到东盟国家。再向南,一条射线伸展到澳大利亚……把这些射线连接到一起的纤维组织是以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展现的共同经济利益。”5在这个战略中,美国首次增加了多边合作,多边安全对话作为加强联盟体系的一个补充提高了美国的灵活性。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由于美国强调经济第一,因此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安排中出现了军事和经济双管齐下的局面。在此阶段,中国并非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升级的首要因素。支持这一论点的依据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变革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提出的“雁阵战略(flying geese strategy)”,美国并不希望建立由日本主导的“东亚经济圈”,转而积极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和发展。6现今的奥巴马政府也强调多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用多边主义对付崛起中的日本的翻版,美国试图获得地区秩序建构的领导权。7不过,与日本在应对霸权国约束的结果不同,中国参与多边主义无需承担当年日本作为美国盟友所需的义务和责任。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亚太战略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出于全球性反恐战争的需要,对华关系在其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稳步上升。2005年,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认为,美国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2006年,中美双方开始了经济战略对话。然而,从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开始,九一一事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作为干预变量的作用逐渐下降,遏制区域内新兴势力的传统思想回归美国战略决策界。对中国崛起的关注成为美国制定亚太战略的重要考虑,甚至是首要因素。戴维·兰普顿(David M. Lampton)认为,美国对华关注的范式已经从“虚弱的中国”转向“强大的中国”。8小布什政府极大地拓展了对话议题,试图塑造中国的政策选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有学者建议美国奥巴马新政府应该继续维持布什时期的对华政策。9 第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安全安排越来越受到批评,美国学界认为这一模式需要进一步的革新。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进展(特别是安全领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