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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的法律思想 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的最成熟阶段。儒家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自然、仁、政、人伦、欲望融为一体，使儒学成为政治哲学。它的产生标志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它的价值在于完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它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宋理宗始, 程朱理学以其思辨的、精致的理论体系, 把儒家经典哲理化, 直接影响了以后历朝的治国方略, 被官方扶持为正统法律思想。 一、 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 中国正统法律思想是指秦汉以后以儒家法律思想为主, 结合法家以及其它各家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律思想而形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法律思想。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思想的发展史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它不但长期支配着汉武帝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立法、司法活动, 而且对后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发展亦有重大影响。 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 唐朝发达的法律文化又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使宋朝的法律建立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为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增加了前所未有的内容。然而, 宋代自立国以来始终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之中, 为了改变国家贫弱之势, 统治阶级力图在维护儒家正统的基础上, 对法律思想等上层建筑方面做出些许改变, 以期力挽狂澜, 对内重振朝纲, 对外抵御蛮族入侵。 (一) 现实的人国之道 宋仁宗时期,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官员, 在《上十事疏》中, 向仁宗提出了具体方案, 终被采纳并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 由此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范仲淹对当时朝政昏暗、官僚腐败有较深的认识, 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积弊重重, 不改革则不能生存的关键时刻, 必须“革故鼎新”, 在官员任用、科举制度、选贤任能等方面做出努力。在君主专权面前, 他大胆提出“君臣共理天下”的主张, 认为君臣应当共处国事, 同商大计, 皇帝不能一任己意独断、偏听, 并为此设计了具体实施办法。尽管新政实施不到一年就归于失败, 但其现实针对性还是对正统法律思想产生了不小冲击。 (二) “法典型”的提出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 北宋王朝日益贫弱, 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后, 很快又高涨起来, “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就是在这股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由于王安石变法终神宗一朝得到最高统治者支持, 其影响胜过“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由于触动当权者利益较大, 变法开始便提出“法先王之意”的变法纲领, 他认为“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我们知道, 法先王是先秦孟子所倡导的一个口号, 儒家思想被确定为正统思想之后, 奉天法古成为普遍遵行的政治信条。而这个信条也是任何改革必须逾越的最大的思想障碍。他把“法先王”的口号率先提出来, 在正统范畴中处于绝对高度, 使之又成为了改革的一面旗帜。在实践方面, 主要靠两种办法:一是“大明法度”, 即废除旧法、弊法, 创立新法、善法;二是“众建贤才”, 即淘汰守旧平庸之吏, 起用进取有为之士。在这个基础上, 他提出了法治、人治统一说。他认为, 国家是否富强、天下是否安宁, 关键在于有没有法度和法度是否合理。 虽然王安石变法尚未扭转北宋衰势就夭折, 但不可否认其进步性。自此, 北宋王朝的正统法律思想经历了自仁宗至神宗的两次大变革后, 最终回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樊笼之中, 功利并用的新思想作为星星之火, 没有实现燎原之势, 再也没有成为自上而下贯彻的正统思想。 二、 营造精细化理论支撑国家制度 儒学自春秋时期孔子开创以来, 到西汉武帝时方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从汉代到清代, 虽然中国的国家制度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社会发展还是从各方面动摇着这个体系。任何时代产生的思想都有其历史局限性, 儒家要想得到知识分子的真心信仰和官方的认同, 就必须鄙弃粗浅的天人感应说, 与时俱进地营造更精细的理论来支撑国家制度。在内忧外患的北宋时期, 程朱理学应运而生。 北宋两次变法对正统法律思想的改造归于失败, 而社会的主流儒家思想历经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家不断丰富补充, 至南宋朱熹集前人思想之大成而创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以其思辨的、精致的理论, 取代了粗糙、浅陋的“天命”论, 把儒家经典哲理化, 使儒家思想具备了比其它诸家更加完善的体系, 渐受统治阶级赏识, 终在宋理宗时期成为官学。 (一) 条心理气,遏制人欲而存本质 “存天理, 灭人欲”是三纲五常说的哲学核心, 也是朱熹法律思想的核心。朱熹认为“三纲五常”由“天理”演化而成, 是其具体体现。在人性论上, 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 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 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 有善有不善, 两者统一在人身上, 缺一则“做人不得”。朱熹认为, “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