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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的理论创新 清末，程朱理学虽然没有创新性的理论思想思想，但它仍然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信仰，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长期以来, 在晚清思想文化研究领域, 学界重新学而轻旧学, 对以理学为代表的旧文化论述不足。程朱理学虽不同于纲常名教, 但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晰二者的关系, 有助于理解程朱理学的衰落, 也有助于理解近代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学的背景和动因。 一、 程朱法理学的各育观 程朱理学以纲常名教为内核, 但二者又有所区别。清代统治者完全无视理学的学术色彩和理论思辨, 一味从维护专制出发, 将其狭隘地归结为封建道德说教, 从而使清代理学具有严重的礼教化倾向。康熙帝以尊儒重道、崇尚理学著称, 在他统治期间, 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的正统思想。但康熙帝所看重的, 主要是满足其统治需要的力行纲常名教的“真理学”。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十月, 他指出:“日用常行无非此理, 自有理学名色, 彼此辩论益多。”又说:“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 终日讲理学, 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 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 而行事皆与道理符合, 此即真理学也。”1三十三年 (1694) , 康熙帝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试翰林院官员, 并强调指出:“果系道学之人, 惟当以忠诚为本。”2自此以后, 清历朝帝王宣讲程朱理学, 全都以遵行礼教为去取。 道光朝以降, 清政府对纲常名教的维护与倡导并未放松, 并一再强调“礼”与“理”的相通。如道光四年 (1824) , 《大清通礼》续纂完成, 道光帝作序时即明确提出礼即理也, 强调礼教规范的重要性。他说:“安上全下莫大乎礼。王者端制心制事之原, 循勿二勿三之轨, 向明出治, 万物洁齐以相见, 胥于礼乎是赖。夫礼者理也, 千古所不易之经;通者同也, 古今所共贯之义。”3同治年间, 位居权力中心的奕訢在倡办洋务事业的同时, 也未忘以封建礼教为本, 专门作《礼可以为国论》, 声称: 辨上下而定民志者, 礼也。上下之分既明, 则威福之权皆出自上, 君君臣臣, 国本固矣。春秋之时, 君弱臣强, 上失其政, 下执其柄, 国势日替, 盖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夫礼之可以为国也。……夫礼, 国之干也, 坏国者必先去其礼。……先王之以礼治天下也。4 又说:“《书》曰:以礼制心。礼也者, 理也。古之王者懋德建中, 以之正一己之心莫如礼, 以之治天下人之心亦莫如礼。”5清末新政期间, 清政府所颁发的《学务纲要》专列“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 以存圣教”一条, 非常直白地道出了《四书》、《五经》与三纲五常的内在联系:“若学堂不读经书, 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所谓三纲五常者, 尽行废绝, 中国必不能立国矣。”6同时要求, “理学宜讲明, 惟贵实践而忌空谈”: 理学为中国儒家最精之言, 惟宗旨仍归于躬行实践, 足为名教干城。此次章程, 既专设品行一门, 严定分数;又于修身、读经著重, 是处处皆以理学为本。但性与天道, 子贡未闻, 浅学高谈性命, 亦是大病, 故于大学堂设有研究理学专科, 又于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设人伦道德一科, 专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 及汉、唐诸儒解经论理之言, 与理学家相合者, 令其择要讲习。惟止可阐发切于身心日用之实理, 不可流为高远虚渺之空谈, 以防躐等蹈空之弊。果能行检笃谨, 即是理学真儒。6 贵实践而忌空谈, 尚道德而远思辨, 程朱理学失去了其哲学玄思, 恪守礼教成为其全部内容, 《学务纲要》所谓的“理学真儒”亦不过践履封建主义纲常名教的卫道士而已。 与此一致, 晚清时期宗理学者理学思想的政治化、礼教化特征也相当明显。绝大多数宗理学者在理论上无所创新, 以程朱理学为固守封建道德、稳定社会秩序、抵制新思潮的思想工具, 把程朱理学几乎等同于纲常学说。 1. 程朱学是程朱道德中的伦理道德。立人之道即 从道光朝至宣统朝, 宗主程朱理学者无不把宣扬和维护纲常名教的统治地位作为首要责任。方东树说:“功业系乎一时, 或犹不足为万世之常经者。所谓天下万世心, 莫如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而所谓天地之心, 生民之命, 斯文之兴, 惟在三纲五常之道。”(7)曾国藩把三纲上升为最高道德原则, 并强调臣、子、妻对君、父、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之道,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是地维所赖以立, 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 天也;父, 天也;夫, 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 父至尊也, 夫至尊也。君虽不仁, 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 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 妻不可以不顺。”7方宗诚认为:“人于富贵贫贱、荣辱安危、祸福死生须看得达, 至于纲常名教所在, 则宜固守, 毫不可圆通。……自古无不亡之国、不败之家、不死之身, 志士仁人, 支撑世宙, 惟此仁义忠孝一念缠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