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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期货市场的实证研究 对期货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期货市场在市场规模、上市品种、市场结构和管理制度上取得了很大进步。虽然它已经进入规范发展的创新发展阶段，但“新兴与变革”的基本特征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注重高成长性和高灵活性。因此,制度性、结构问题就成为制约我国期货市场深化发展的症结所在。基本的问题是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很弱,而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则是市场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定位不高且不明朗。 发达国家期货市场最初产生于粮食贸易商对风险管理的迫切需求,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发的产物。在发展初期没有激烈国际竞争的环境下,英美等国期货交易所迅速完成了早期的积累和扩张。特别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交往和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发达国家期货市场的功能和影响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也使得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日益以期货市场价格为形成基准(见表1)。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基础,形成了以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主导农产品价格、LME(伦敦金属交易所)主导有色金属价格、TOCOM(日本东京工业品交易所)主导橡胶价格和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主导能源价格的国际定价中心。这些定价中心不仅决定着国际贸易的价格形成基础,而且也使本国的金融资本、信息具有强大能力影响全球商品价格走势。 我国期货市场产生于价格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风险转移需求,国内发展期货市场长期以来的主导思想是如何充分发挥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如何对期货市场发展进行更高层次的定位则长期受到忽略。事实上,以常清为代表的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提出建立影响世界大宗商品市场的中国期货定价中心。但是,由于当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相对缓和,政府部门和理论界认识不足等原因,构筑全球定价中心这一涉及经济安全的期货市场发展重大战略议题一直被搁置,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长波繁荣,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国内产业界不仅为价格不稳定问题困扰,原材料进出口方面也屡屡遭受巨额损失,甚至还因此出现基础产业被外资控制,经济运行日渐不安全的严重问题,因此国内各界开始日益重视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问题。相应地,将期货市场打造成国际定价中心也成为重要议题。与此同时,“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目标先后被写入“十五”计划、“国九条”等,也标志着管理部门对期货市场的重新重视。但是,有关政策对期货市场的发展定位并没有跟上理论研究者的探索步伐,尚缺乏以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视野,缺乏基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也没有建立国际定价中心的总体构想。 在当今国际上对大宗商品价格控制争夺日益激烈的严峻形势下,我国发展期货市场不能再走发达国家市场自发形成的老路,也不能再简单地局限于市场早期的功能设定,而是应调整定位思路和改进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将期货市场放在经济安全和维系国家利益角度进行重新定位。如果我国无法发展出完善和强大的期货市场,大宗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将无法掌握价格自主权,内资企业也将逐步被国际市场边缘化,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附庸。这将不尽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巨额财富逐渐流失,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最终还会导致环境透支和资源透支。因此,考虑到国情和长远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应更加注重探索建立影响全球的价格基准体系,防止期货市场沦为国外的影子市场,防止价格被发达国家期货市场所掌控。我国应加快征求各方面意见,将期货市场发展方向定位进行全面提升,真正打造全球最重要的商品定价中心,构筑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长期价格保障基础。 中国期货市场总社会用量 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是期货市场能否成为国际定价中心地位的基础条件。2010年,中国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到31.33亿手,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期货市场。但是,如果深入比较各国期货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就会发现,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现状并不容乐观,其与当今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心的发展水平依然相差甚远。 一、 市场规模分析 期货交易量统计是比较期货市场的基础指标,但是如果从经济意义看,这种统计忽略了交易量背后所代表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功能的巨大差异。表2对美国期货业协会(FIA)公布的全球农产品期货交易量统计情况进行了重新测算和比较。可以发现,按照实际交易量和不同交易所的合约设计规模重新计算后,我国的白糖期货是唯一具有规模上的优势的品种。而其他农产品则期货均与全球定价中心的同一品种相差甚远。例如,CME的大豆交易量(全球排名第7)代表的市场总规模是大连商品交易所(DCE)大豆(排名第10)的15倍;CME豆粕在全球所有商品期货交易中的总排名是第15,但是交易量中隐含的市场规模却大大超过排名第3位的DCE豆粕;CME的玉米交易量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