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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历史命运 一、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谈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 民族国家是西方国际关系学院用来定义现代国家的基本概念。在现代英语中,nation和state语意相近,同指“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所以经常被交错混合使用。但state侧重于国家含义的政治层面,指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实行合法统治的权力机构——政府;而nation偏向于国家含义的文化心理层面,指在同一政府治理之下,有共同历史、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一国人民。因此,西方学者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不仅便于现代国家和历史上其他国家形式间的对照和比较,更强调了现代国家中国家权力和民族性(Nationality)相结合的这一基本特性。 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它拥有的强大实力和崇高威望是所有其他政治实体所无法比拟的,它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西方国际关系学兴起的早期,研究者们并没有重视对民族国家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规范性”和强烈的“法理主义色彩”。他们坚信只有通过非国家的国际性机构的建设和对民主的广泛传播,世界和平才能够实现1。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更大范围内的国际暴力和冲突,使这种“世界政府”式的理想破灭,研究者转而对国际关系现实做较为冷静客观的分析,民族国家的作用和价值也因此得到重新认识。战后初期兴起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主流的是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摩根索在其重要理论著作《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明确地把国家作为关注的焦点。他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和世界和平是在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2。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实主义理论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又兴起了一股否定民族国家的思潮,其中雷蒙德·弗农的《困境中的主权》一书颇具代表性3。弗农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时代的错误”;主权已经陷入困境并日趋过时,民族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职能将由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取代。弗农对民族国家的基本看法被西方研究者接受,“时代的错误”成为许多学者描述民族国家的专用名词。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仍然有许多学者对民族国家持肯定的观点和立场,对民族国家历史命运的争论,就成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一大热点。激烈的争论非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使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成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大困惑。 困惑首先来自理论设想和国际关系现实间的巨大差距。二战一结束,一些国际问题研究者就断言,西欧的一体化将是民族国家消亡的开始。但一个没有国界的统一的欧洲时至今日仍然遥遥无期:且民族国家非但没有消亡,却越来越多。其次,争论双方的态度和观点截然相反,很难弥合。现实主义理论家肯定民族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因为民族国家彼此共存、限制冲突的共同利益维持了“国际无政府社会”的基本秩序4;而倾向于国际治理和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理论的学者则认为,民族国家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冲突模式,这使它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对和平的威胁。另外,讨论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由于研究者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伦理思考的不同,研究结果必然迥异。那些主张国际社会同质化,强调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统一的学者,反对民族国家,认为是它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分裂5。而追求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学者,则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异质性社会持肯定态度。 笔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变化,使民族国家的发展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对民族国家未来发展不利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影响来自跨国 (transnational)层次上的一体化趋势和同样明显的次国家(sub-national)层次上的分裂化趋势。在这平行发展且互为矛盾的两大趋势下,民族国家面临了“权威上移和下移”的持续压力6。这使当代许多学者和政治家们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无忧虑。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代表西方国际关系学主流的对民族国家的批评和否定,完全发展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和西方世界的政治发展经验。而为数众多的亚非拉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政治发展水平不一,人民的实际利益和需要迥异,对民族国家的看法和认识就截然不同。忽视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的实际需要,使西方对民族国家的否定既显得狭隘和片面,又不符合当代国际政治发展的客观现实。因此,从分析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入手,加强对民族国家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研究,对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民族国家的兴起既是国家创造民族,也是政治性的产物 15、16世纪在西欧兴起的君主专制王朝,是民族国家的最初形态。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政治权力由分散转向集中的过程。到17世纪初期,专制王朝发展较为典型的西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