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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幸福革命效用的视角 一、 主流经济学中的“效用”:从物质财富到经验效用 “效率”是经济中最常用、最历史的概念之一。在早期的效用理论中, 最为人们熟知的是杰里米·边沁关于功利 (utility) 和功利原理 (principle of utility) 的论述。在他的传世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 边沁写道:“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 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者幸福 (所有这些在此含义相同) , 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 (这些也含义相同) ;如果利益有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 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 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个人, 那就是这个人的幸福。”而功利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 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 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 (边沁, 2006) 。可见, 边沁的效用概念是以幸福为基本内涵而建立起来的, 它关注人的苦乐, 包含着对幸福的追求与对不幸的防止和缓解。这种效用定义在经济学著作中一直被沿用至19世纪末。然而自马歇尔开始, 效用便逐渐丧失了它的幸福内涵, 被简化和庸俗化为以金钱来衡量的欲望满足程度, 随后又经历了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的演化, 在更间接的意义上被解读为偏好与选择。 “效用”概念的演化过程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对幸福的离弃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虽然经济学更接近于它使自身成为一门如物理学一样客观精确的自然科学的理想, 但却逐渐偏离了它的本质和初衷。因为正如费尔巴哈所言:“生活和幸福原来就是一个东西。一切的追求, 至少一切健全的追求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 (费尔巴哈, 1984) 。追求幸福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 而经济活动又是人类活动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所以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 其初衷和根本任务应当是而且也只能是保持和增进人类幸福。然而, 主流经济学却以幸福不可观测为由, 用财富等更加直观可测的中间变量取代幸福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 从而一步步把幸福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这使得经济学丧失了它的幸福本质, 从原本的经世济民、富国裕民之学蜕变成为一种以单纯物质财富的增长为出发点和根本目标的“财富经济学”。由于财富只是影响幸福的因素之一, 是获取幸福的手段之一, 它不仅并不等同于幸福, 而且对幸福的影响作用也十分有限。所以, 尽管这种财富经济学曾经为人类幸福感的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 但在物质丰裕的现时代, 它在增进人类幸福方面的作用却是越来越有限了, 在很多情况下, 其负面作用甚至大于正面作用。 为了改变经济学的“不幸福”现状, 使其真正担负起指导人们追求幸福经济生活的使命, 必须在经济学领域内进行一场全面的、彻底的“幸福革命”。为此, 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努力, 他们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不断向现代主流经济学发起挑战。“效用”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 而且是一个对于恢复经济学幸福本质而言极为关键的概念, 自然是重点革命对象之一。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丹尼尔·卡内曼 (Daniel Kahneman) 开创性地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效用:一种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决策效用” (decision utility) , 一种是边沁意义上的“经验效用” (experienced utility) 。卡内曼指出,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 经验效用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基本上被忽略了。经验效用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合理化”排斥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主观幸福体验是不能被观测的, 二是选择已经包含了效用中蕴含的所有必要信息。卡内曼在随后的分析中证明, 这两个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经验效用不仅是可测量的, 亦是在体验上与决策效用完全不同的。而且经验效用相比决策效用能够反映出更加真实、丰富的有关人类行为的信息。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回到边沁”, 恢复效用的幸福内涵, 使主观幸福感重新进入经济学的视野 (Kahneman et al, 1997) 。除卡内曼之外, 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抱有相同的看法, 如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 (Yew-Kwang Ng)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布兰奇弗劳尔 (David Blanchflower) 、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德 (Andrew Oswald) 等 (陈惠雄, 2005;王冰, 2008) , 因此卡内曼“回到边沁”的呼吁得到了不少经济学家的响应。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布伦诺·S. 弗雷 (Bruno S.Frey) 对此评价说:“最近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经济学界内出现的一个新运动认为, 效用应该从幸福的角度被赋予内容, 而且这个内容能够也应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