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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大有可为 中国政府的新闻舆论制度始于1983年。加入wto后，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和一些省级政府建立了该制度。目前,新闻发言人制度正在广泛建立。 从2003年9月开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3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还在浙江、四川、云南、海南、西藏、吉林等省、区举办了培训班。据报道,中国将用两年半至3年的时间培训约5000名新闻发言人。业内人士称,各地设置专职新闻发言人,代表政府发布和解释重大决策、重点工作,回答记者的提问,能够在第一时间更多地发布政府工作信息,公布公众关注事项的真实情况,让公众充分享受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有力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公民在信息领域享有公民的权利 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对政府权力运作的基本要求,是建造“阳光下的政府”的一项基本要求,按照这一要求,各级政府或职能部门不得故意隐匿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除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秘密外,公民和组织有权申请了解本应公开但却未公开的信息,因为公民掌握政府信息是其当家作主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2003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就是要把政府放在阳光下,才能杜绝腐败。 知情权是公民个人享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一种体现,假如公民得不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政府信息,就无法了解自己的处境,更不知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扩大公开政府工作中涉及公众利益内容的政府信息,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信息的保密范围,不仅能满足公民知情权的正当要求,而且是顺应世界潮流和体现对公民的人文关怀,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需要。 以公开的态度塑造权威性舆论环境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突发事件发生。长期以来,在出现突发事件时,不少地方政府一般都会保持沉默,直到满城风雨、人人自危时才被迫出来安抚民众。在一些人头脑里,这种对突发事件进行“封杀”的做法,似乎已成为稳定社会的最佳处理方式。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一事当前,以稳定大局为重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公众对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情,翘首以盼、“如饥似渴”地想获取相关信息时,政府沉默不语,往往导致谣言四起,容易造成社会混乱。比如,曾发生在京津地区的艾滋病人“扎针”事件,由于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表现为“装聋作哑”,以致一时人心惶惶,而某些官员竟认为“这种事没有必要告诉市民”。相反,政府在第一时间内如果能及时通报相关情况,主流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并且能够极大地提高政府的诚信度和公信力。 浙江省2003年3、4月间连续发生两起突发事件。一起发生在3月31日,杭州市大学路小学一名学生携带旧炮弹引信在学校玩耍时发生爆炸,造成12名学生受伤。事后不到4个小时,市政府就召开新闻通报会,介绍事件前因后果及善后处理情况。另一起发生在4月3日,嘉兴一大学生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时,因被检查出有乙肝“小三阳”未被录取,遂产生报复心理,用水果刀砍杀该市秀水区两名招考干部,造成一死一伤。案发后不到24小时,当地警方和人事部门就联合召开案情通报会。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政府表了态,媒体作了相关报道,从而使得权威性的信息迅速挤占了可能被传言和谣言占据的传播空间,最大限度地解除了公众的心理恐慌,让人们在惊愕之余并不感到焦灼和不安。有评论说,当地政府不遮不掩,坦率真诚的态度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更是舆论环境的进步。 2003年非典肆虐之时,从4月下旬开始,中国政府每天公布非典疫情并邀请医学界权威人士对这种疾病及其预防进行了分析介绍,使一段时期以来,让人谈之色变的非典恐惧大为缓解,原本人人自危的局面出现了转机,随着非典疫情的逐步减缓,人心平稳了,生活恢复了正常。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应急研究项目《SARS时疫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研究》取得重要成果。该项研究认为,SARS疫情给中国提供了信息公开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建设的契机。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 在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方面,欧美一些国家早在1 6世纪就进行过有益探索。1766年以来,瑞典、丹麦、挪威、荷兰、法国、加拿大等相继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当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则首推美国1 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该法规定政府必须及时、迅速地提供公众要求的信息,除九项法定免除公开的情形外,一切政府文件必须对公众公开。这一法律将及时、迅速地获得政府信息规定为公民的权利,无疑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1976年,美国又制定了《阳光下政府法》,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公众有权观察会议的进程,获得会议的信息和文件。上述两个法律构成了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法律依据,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仿效。日本在民主政治浪潮推动下,于1979年制定实施了《行政机构掌握的信息披露法》。澳大利亚《情报自由法》明确规定:“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