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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洋务运动时期的公司制度 近代中国面临着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主题。经济现代化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改革。生产方式变革是指企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一个由独资、合伙到公司制的过程, 最终公司制成为主要的组织方式。公司制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可以迅速聚集大量的资金, 是资本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和必然结果, 它导致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可以使众多的股东分担巨额投资的风险。公司制于17世纪中叶首先在西方出现后, 19世纪末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中国, 公司制度是在西方殖民者炮舰的护送下东渐的。近代中国人把创立和发展公司制度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 使这种制度得到实践, 对中国的经济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彻底改变了社会经济建设的面貌。对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了解它的发展轨迹及特征, 对于今天我们创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事业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 官督商办企业的产权关系混乱不清 中国人对公司制度的了解始于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外国的公司制度进行了介绍:“西洋互市广东者数十国, 皆散商, 无公司, 惟英吉利有之。公司者, 数十商辏资营运, 出则通力合作, 归则计本均分, 其局大而联。”魏源所指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它从18世纪初就开始在我国广州等地进行对华贸易, 是最早在我国出现的公司企业。到18世纪末, 广州的英美散商代理公司已有数十家。 鸦片战争后, 随着中国门户洞开, 外国公司更是长驱直入地深入内地开展业务。公司制为外国侵略势力提供了优越的竞争条件, 成为外资侵略中国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时期, 外国在华公司还吞并或吸收了一部分中国买办、商人、官僚的资本, 使一部分中国人接触并认同了这一经济组织方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内部逐步形成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 他们以“自强”、“求富”相标榜, 并打出了“招商集股”的大旗, 将公司制度付诸实践。1872年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立轮船招商局, 这是中国人设立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随后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 洋务派创立了数十家民用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实行官督商办的形式, 由政府派出大员, 掌握用人、理财等经营管理大权, 商股除负责盈亏外, 毫无自主权, 股东大会形同虚设。官督商办企业形式至少解决了封建农业国兴办新式工业初期的一个启动难题, 对中国的工业化有所贡献。但是它存在产权关系混乱不清的缺点。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其资本严格地讲都是商本, 政府在创办之初拨借直隶练饷制钱20万串, 扣除预交利息及其他, 实际折银为12.3万余两。名为官本, 实质上仍是借款。借款收取的应当是利息, 但官府要求“官商一体, 商得若干之利, 官亦得若干之息”(p173)。借款等同于股款, 这是产权关系不清的一种表现。此外还有强制性的报效。这样的利润分配表明了官府对官督商办企业具有一定的产权。更有甚者, 产权人的基本权利还多受剥夺和限制。李鸿章称企业投资人为“股友”, 而不是股东, 认为企业的投资人并不是企业的主人, 而是帮助清政府办企业的友人。在光绪十三年的《漠河金矿章程折》中, 他说:“凡入股之友, 皆与厂中有维系之势。……只可在厂察查账房侵亏浮冒等弊, 他处公事不得与闻。”监察权仅限于查看, 而如何处理全凭政府委派的总办, 股东没有建议权。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这类企业中的商股比重逐年下降, 许多商人深恐官方的专断, 资本宁可他投, 不愿入股官督商办企业。 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 当商股的力量较大时, 商人资本家也曾力争排除官方的干扰, 实现“商办”, 并在企业经营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如唐廷枢接管轮船招商局以后, 仅一年就招集商股银47.6万两, 并先后开辟了数条国内外新航线, 使航运业务颇有起色。在筹建开平煤矿时, 他统筹规划矿山开采和煤炭运输, 保证了大量优质煤能顺利外运到天津市场销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经营者往往陷入腐败漩涡, 不能很好地经营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等人挪用企业大量资金, 进行股票投机、地产投机或作为对工矿业的私人投资。唐廷枢等人还私设“长裕泰装船行”, 借招商局的名义兜揽货运和客运生意以谋利。 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 开创了中国企业成长的途径, 发挥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在极端落后的中国, 通过筹建官督商办企业, 将大量商股吸收到我国国营近代企业中来, 并借助清政府的扶助, 使之逐步发展, 这既解决了兴办近代企业的资金问题, 又使公司这种新的生产形式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有了一定的保证, 适应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 官督商办企业进入鼎盛时期, “每一公司起, 千百人争购之, 以得股为幸”;有的开矿公司“一经禀准, 招商集股, 无不争先恐后, 数十万巨款, 一旦可齐”。仅洋务运动中期所招商股就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