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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演变 非特殊投资只能在市场上，交易成本最低。在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完全依赖市场是容易导致过度竞争和销售分离以及筹集大量资金的良好基础。因此，公司制度和相关制度将逐渐发生变化。 民营企业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由道德背景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上涨问题。一个社会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尚未建立或尚不完善的条件下,由道德背景很容易诱发各种交易成本上涨的事件。由道德背景诱发交易成本上涨,既可以发生在企业内部,也可以发生在企业与企业之间。 大隆机器厂是1902年由严裕棠和褚小毛合作开设的,严、褚二人的分工是:严负责对外兜揽生意,褚负责对内管理生产。大隆厂开办后的几年内生意很好,但每年年终结算,除了开销,并不赚什么钱,有时还有亏损。这就引起褚小毛的不满,认为是严裕棠在外接业务时有舞弊,要严退伙,并诉诸公堂。官司从1905年打到1906年,终因查无实据而无法使严的舞弊指控坐实。结果是褚小毛退出大隆,另开新厂3。大隆厂的这次分裂是褚小毛不满严裕棠的道德品行而引起的,严的道德问题造成了大隆厂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涨。而这种情况在以后严裕棠一人当家时却没有发生。这说明交易成本与企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这里把管理费用视同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易费用。 190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荣瑞馨、张石君等共7人发起创办无锡振新纱厂。1911年沪上刮起橡皮股票风潮,牵连甚广。作为振新大股东和实力人物的荣瑞馨在风潮中亏累巨款,便暗中打起振新的主意来。振新地契存在董事唐水臣处,唐与荣瑞馨是姻亲,荣瑞馨私自从唐处取走地契,以向汇丰银行进行抵押借款。他又通过荣宗敬兄弟企业茂新批发所中的熟人,私用茂新印鉴为自己向汇丰银行借款作担保。荣瑞馨还款无力,事情终于败露,汇丰向担保人茂新追讨,险些将茂新厂房查封4。荣瑞馨一个人的道德品行,竟然差点拖垮产销经营都正常的两家企业。 洋行在雇佣买办或买办在效力于洋行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一个道德背景问题,前者并会因此而涉及企业的交易成本。1864年丽如银行在上海的买办冯兴,欠下中外商人10万多两银子债务潜逃5。1884年太古洋行在上海的买办杨桂轩欠下中外商人10万多两银子债务潜逃。6这样,银行和洋行就不得不为逃走的买办还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汇丰银行香港总行大班卡梅伦爵士因中国商人的诚实而说了称赞的话,可20年后,这家银行的北京分行却蒙受了或许是买办贪污史上最惨重的损失,北京分行买办邓君翔于1927年挪用行款,欠下400多万两银子的债务。7 反过来看,买办也常常有被洋人欺骗的。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到上海等通商口岸来淘金的洋人,不少是穷光蛋和流氓无赖,“几乎都没有钱,没有大产业”8,他们利用买办的押金办企业,如果企业失败,买办就难以追回他的押金。 由道德背景引发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而且存在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市场行为中。信口雌黄,名实不符;言不由衷,诱人上钩;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如此等等,都会使真实的信息变得十分昂贵,会使谈判、履约变得十分艰难。这就会使双方在谈判、交易和诉讼过程中花费许多额外的费用,使成功的概率降低,失败的概率提高,也就是提高了交易费用。 近代中国火柴业大王刘鸿生是作为推销开滦煤的买办起家的。1925年至1930年间,刘鸿生在同义泰兴煤号老板杜家坤合作推销开滦煤的过程中,两个合作伙伴始终明争暗斗,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人问义泰兴的一个董事:“他们(指开滦售品处)同我们有密切关系,何以竟同我们竞争得如此激烈?”该董事回答:“我们所有的开滦售品处的股权可能被排除。”9这样的“合作”无异于同床异梦。“合作”的结果,彼此增进的不是友谊,而是不信任、疑忌,进而发展到彼此大动干戈。交易成本当然也就随之而水涨船高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了:道德背景会影响交易成本的高低。在一些情况下,某某人的道德优劣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也许并不存在真凭实据,只是出于对他人道德品行的怀疑,便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爆发诡计大战、损人大战,各方都陷入背离道德的泥潭,并都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 家族内部的道德危机 由于道德背景同交易成本紧密相关,民间商人在创办企业时,就会去寻找一种企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道德背景刺激交易成本上涨的机会最小。人们找到了家族企业这种企业制度,而在这种企业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儒家伦理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家族企业并非是中国特产,西方也有。但西方资本主义的早期,除了家族企业外,合伙制也是非常普遍的,很难说家族企业就是西方早期民间企业制度的主流。而中国家族企业的覆盖面之广和延续时间之长,却有其非常鲜明的特色。 之所以说近代中国的家族企业是民间企业的企业制度,有以下三点理由: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