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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音乐的发展和创作 要探索广东音乐会使用的乐器的发展和制作，必须回顾广东音乐会出现后的发展阶段，以及广东音乐会与广东音乐会的关系。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东音乐从一开始产生之时就带有创作——作曲的鲜明烙印,不管这些广东音乐乐曲的作曲者是玩家、演奏家、伴奏者(给粤剧或粤曲大佬倌们伴奏)或音乐爱好者,它们也体现为乐曲创作者,因此广东音乐创作成份比重很大。这与其他乐种由传统继承发展下来是有一定区别的(例如与封闭式的潮州弦诗乐区别就很大),这一点是广东音乐的特性,也是赋于它的发展变化的容量大于其他乐种的标志:较少受一成不变的传统所约束,而较多以不断创新的面貌出现。因为创作的成份越多,则更显创新变化,不必遵循原有模式的特点就相形更加突出了。 首先简略回顾一下广东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广东音乐是由粤剧和粤曲小调的伴奏(包括乐器、乐队和乐师)而脱胎出来的。最初在粤剧舞台或茶馆茶座中的粤剧小调清唱时,在未有唱腔演唱的间歇中来一两段“谱子”或“过场”音乐,这是广东音乐萌芽的最初形态。原先这些伴奏家来一段“谱子”的原意是大家互相检验一下各人乐器合起来是否谐和协调,久而久之觉得它有独立演奏意义和可能,由一些为粤剧、粤曲伴奏的玩家、演奏家搬到台下去演奏,选奏一些广东小曲,同时也开始了创作乐曲,这个历史距今约百余年。过去,这种附属于粤剧或粤曲的“过场”器乐曲虽然不独立演奏,但已逐步为一般欣赏家、音乐爱好者所习惯和喜爱,约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开始有一些演奏家尝试创作某些乐曲:例如严老烈,他擅长扬琴,用扬琴的右竹法来改编一些传统广东小曲,把《三宝佛》中一段改编成后来著名的《旱天雷》乐曲,另一段则改编为《倒垂帘》,又将《到春来》改编为《到春雷》;将《寡妇诉怨》改编为《连环扣》等好几首,改变了原曲牌表现的内容和情绪,体现了新的意义和乐意。这是本世纪初开创广东音乐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同时演奏了一些传统乐曲。随后何柳堂这位广东音乐演奏家,他擅长琵琶,创作了很著名后来流传极广的《赛龙夺锦》,这是他的代表作。广东音乐就是从以上这两位音乐家的创作开始进入一个发展阶段。他们不仅创作,更主要是演奏,并一起传播了这些乐曲,使广东音乐这个乐种的演奏形式固定下来,得以迅速在城乡间流传开来。在这第一阶段期间(约本世纪初至1921年)产生的广东音乐著名乐曲(创作或改编)有《三潭印月》(汉宫秋月)、《小桃红》、《三宝佛》、《双声恨》、《双飞蝴蝶》、《昭君怨》、《雨打芭蕉》(以上是传统乐曲,由于演奏传播而逐渐盛行开来)、《旱天雷》(严老烈改编)、《到春雷》(严老烈)、《倒垂帘》(严老烈)、《得胜令》(即《雁落平沙》,但当时尚未演变为现在的改编版本,只是按传统曲牌演奏,后来经佚名者改编,并于1957年由黄锦培加编了尾段之后,流行开成为目前的演奏版本)、《饿马摇铃》(传统乐曲)、《走马》、《连环扣》(严老烈改编)。 第二阶段(由1921年至1931年) 从广东音乐这乐种的产生、巩固而走向获得广泛发展的兴盛期。这个时期创作和演奏活动使广东音乐在旋法(演奏中自由加花发展以及滑奏等特点)、节奏、调式和结构曲式等方面形成一种区别于其他乐种的显著特点,使广东音乐的风格进一步定型化。这一时期的创作更趋于开朗、欢乐、明快,这并非偶然,而是受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作品中反映市民阶层向往光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幸福、欢乐的追求。创作乐曲如《赛龙夺锦》(何柳堂曲)、《西江月》(陈德炬作)、《狮子滚球》(丘鹤俦作)。 第三阶段(1931——1938年) “9.18”事变至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引起中华民族人民上下的抗战,广东音乐又产生一些作品,反映出中华民族斗争必胜的信念,如《凯旋》、《广州青年》、《华胄英雄》、《战胜归来》等。这一时期同时产生了一批后来广为流行的乐曲:如《宝鸭穿莲》(陈德炬作)、《孔雀开屏》(何大傻作)、《惊涛》(陈文达作)、《凯旋》(易剑泉作)、《花间蝶》(何大傻作)、《鸟投林》(易剑泉作)、《小苑春回》(何与年作)、《醒狮》(吕文成作)、《柳浪闻莺》(谭沛鋆作)、《步步高》(吕文成作)、《华胄英雄》(尹自重作)、《战胜归来》(谭沛鋆作)等。 应指出,这个时期中受帝国主义黄色文化的影响,广东音乐也产生过一些黄色的、不健康的乐曲,如《性的苦闷》、《柠檬先生》、《甜蜜的苹果》、《甜姐儿》等色情、庸俗乐曲。 回顾广东音乐产生和发展的上述三个阶段是必要的,因为它说明,如上介绍的许多广东音乐乐曲的产生及众多作曲者(他们同时是著名的演奏家)在广东音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演奏家、粤剧的大佬倌们、与粤曲清唱的著名演员都有着紧密的互相依赖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他们在伴奏粤剧中悟出了脱胎形成广东音乐这个独立乐种的真缔,并众手培植,得以有今天备受海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