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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壤之别的硅波模式 经验的总结通常需要时间验证。硅谷模式与筑波模式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被当作成功的创新模式的典范而被大力推广。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两种模式的实践成效却有天壤之别。以市场为主导的硅谷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以政府为主导的筑波科技城却沦为“现代科技的乌托邦”。本文通过分析这两种模式的成功与失败因素,总结创新模式的经验,为我国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 一、 谷物模型和筑巢模型的描述 1、 美国创造“东南角”的科技园区 硅谷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到圣何塞的纵深约五十英里的平坦谷地上,毗邻著名的斯坦福大学。硅谷一词最早是由美国记者唐·霍伊夫勒在1971 年提出,被用于《每周商业》报纸电子新闻的一系列文章的题目。名字当中有一个“硅”字是因为当地的企业多数是与高纯度硅制造的半导体及电脑行业相关的。而“谷”字则是来自于圣塔克拉拉谷。硅谷的崛起与斯坦福大学是密不可分的。 20 世纪40 年代末,斯坦福大学提出了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的构想,并且于1951 年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斯坦福研究园”是美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主要的研究与开发领域涉及电子、航空与宇航、制药和化学等高新技术部门。“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得益于富有创造精神的斯坦福工学院院长、被喻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教授的倡议。他说服校方将校园中尚未开发的土地租给工业公司,以便在为大学增加经费收入的同时,具体实践他过去提出的“技术专家社区”的设想,即将科研力量雄厚的大学和高新技术企业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促使最新科技成果产业化。 “斯坦福研究园”的建立及成功发展,促进了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美国西海岸高新技术的发展,并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奇迹般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作为全球第一个科技工业园区,它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2、 日本筑波研究的概况 筑波科学城位于日本东京东北约60 公里和成田国际机场西北约40 公里处,由6 个城镇组成,现有人口十余万人。筑波科学城是日本政府尝试建立的第一个科学城,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以基础科研为主,属于国家级研究中心。有国家级研究与教育院所48 个,分别隶属于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 筑波科学城的建设启动于上个世纪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发展思想。1958 年,日本政府在东京的大都市区发展规划中设想建设东京的一个卫星城,并且决定城区的所有国家研究和教育机构及其人员由东京迁来。1963 年9 月,政府批准了条件较好的筑波这一选址。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日本全国30%的国家研究机构及40%的研究人员都集聚在筑波。国家研究机构将全部预算的50%左右投资在这里。10 多年来,日本政府在这里投入的资本已达两万多亿日元。但是,由于筑波的科研不讲究与工业界联系,不追求其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也不太关心经济,因此筑波科技转化产业的产值并不高。这里的私人公司发展缓慢,并且私人研究机构只能充当研究的辅助力量。 二、 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 硅谷模式和筑波模式严格来说都是通过科技园的形式推动创新,但结果却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别表现在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硅谷的形成不是由政府的计划造出来的,硅谷里的创业者和创新者的一切行为均以市场为导向,硅谷就是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而筑波科技城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政府的包办下,一切活动均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制之下。形成机制的不同导致两个科技园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 1、 机构间缺乏人文环境和文化 硅谷模式成功之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园区真正可以与美国硅谷相提并论,甚至包括美国其他依托名校建立起来的科学园区。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因于“硅谷文化”,但“文化”一词又太虚泛了,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然而,有一点大家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硅谷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创业文化。硅谷是一个创业和创新的国际性场所,创新的氛围完全靠内在的创新环境形成,这种创新氛围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正因如此,硅谷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了创新的文化和环境。创新文化鼓励和提倡个人奋斗,创新的环境和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创业者们敢冒风险,敢于制胜。“硅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来源于市场机制的生机和活力。 筑波的形成和发展完全依靠政府的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甚至连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都由政府从东京派来,并且分属于各个行政部门。各种设施都需经行政审批配备,私人机构和企业也由计划限制发展,整个园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更不可能产生敢于冒险的创业文化。在这里,个人的意志只能体现在政府的计划之中,虽然个人也有某种积极性,但从根本来说,整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