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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与处置研究 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特殊表现形式，各种集体事件的发生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形式也变得激烈。集体事件往往给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生产和生活秩序带来严重的破坏。特别是，情况特别严重的情况也会给社会动乱带来社会动荡。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公安机关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力量之一, 能否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不仅反映了其履行职责的能力水平, 而且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影响到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能否长治久安, 人民群众能否安居乐业。因此, 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处置原则、处置方法措施等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显得日益紧迫和必要。 一 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 1993年到2003年间, 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 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影响面广、破坏性强、情况复杂, 呈现多发、规模大、主体多元化、行为方式组织化、激烈化倾向突出的态势。特别是由于我国体制转轨的深化、社会变革的加剧、国际敌对势力的参与和暴力因素的增多, 群体性事件往往爆发突然, 情况变化急剧, 破坏性大。因此, 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科学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本质, 是确保妥善有效处置的前提。 所谓群体性事件, 是指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 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 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 也有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原因。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因素;部分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以权谋私甚至贪污腐化,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作风因素;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文化因素;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 权威结构失衡,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因素;各类敌对分子和有政治图谋的别有用心者为了激化矛盾, 扩大事态, 进行煽风点火,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因素;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形式包括:聚众冲击、围堵党政军机关、要害部门、重要场所等重要警卫目标的事件;聚众冲击、围堵外国驻华领事馆及相关机构的事件;聚众堵塞国家干线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及重要交通枢纽的事件;聚众阻挠国家和省重点工程建设施工的事件;聚众哄抢国家仓库、重点工程物资的事件;罢工、罢课, 违法聚众上访、请愿,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引起跨地区、跨行业连锁反应的事件;在公开或公共场所聚集进行非法宗教活动;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的大规模事件;造成较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械斗及打、砸、抢、烧事件;重大文体、商贸活动中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敌对势力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策划的大规模非法聚集活动;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或行为。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社会主体之间各种矛盾、摩擦和冲突的突出体现或过激表现, 就其性质而言, 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尚不能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利益主体的多元并存, 导致利益矛盾冲突增多。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质的矛盾。我们应该认识到, 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体制改革, 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改革是一个渐进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不可能使各种利益关系在短期内达到平衡。在改革的进程中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中, 社会阶层急剧分化, 阶层利益结构失调, 而社会又缺乏畅顺的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加以疏通, 使得利益矛盾更加突出甚至有的还可能激化。这些利益矛盾集中表现在土地征用和城市拆迁的补偿和安置、工资拖欠、福利待遇、劳动就业、山林、水利、道路、税费等物质利益问题上, 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对这些矛盾和问题, 既不能熟视无睹、漠然处之, 也不能只看眼前、丧失信心;既不能回避矛盾掩盖矛盾, 更不能采取高压手段压制矛盾、激化矛盾。尽管极少数群体性事件有国内外敌对分子插手、煽动, 试图扩大事态, 造成政治影响, 但对于大多数参与群众而言, 多是为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和矛盾, 或是观念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和误区, 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特点, 需要区别对待。但这类极少数含有一定敌对性质和对抗性质的群体性事件, 并不能在总体上改变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 社会的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应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 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