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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性与精英高等教育 一、 精英阶层和基层工作者 精英教育在当今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不仅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很大的作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首先,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我们的社会结构都将保持明显的阶层差异。陡峭的金字塔型科层组织正在通过减少中间管理层而趋于扁平化,其结果是强化了高层和基层的功能。基层工作者开始承担一些原来由中层管理人员承担的责任,大众型高等教育正好适应了基层工作者提高素质以承担更复杂工作的需要。高层工作者仍是生产组织中的精英层,他们承担着制订和调整组织发展战略、推进生产和社会进步所依赖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高度复杂的创造性工作。精英阶层的长期存在决定了精英教育也将长期存在,精英阶层的重要作用决定了精英教育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不仅如此,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精英教育培养着大众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没有高水平的精英教育,很难设想会有高水平的大众教育。 二、 高水平精英教育的条件 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是精英教育的基本特征。现代精英教育是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这对培育精英至关重要。高深学问并不仅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还是一套方法体系,以及在未知领域冒险、探索创造的过程。作为知识体系,高深学问吸收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作为方法体系,高深学问包括了学科领域内处理材料、分析问题、表达观点的规范。两者都主要属于可编码的显性知识,是发展心智、完善人格的重要基础。但仅有这方面的教育还不足以实现精英教育的目标。高尚人格需要在克服艰难险阻,完成复杂任务的过程中锤炼;创造性脑力劳动中许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诀窍,很难通过课堂讲授传授给学生。学生需要与教师一起讨论、探索和解决学术问题以及重要的社会实际问题,通过观察、讨论、现场指导、模仿等,在耳濡目染中领会和把握大师们研究和创新的技巧。因此,基于高深学问的精英教育是教学与研究有机结合的教育。 实施这样的精英教育,需要由杰出的教师与出类拔萃的学生一起,在宽松的环境中,进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这是高水平精英教育的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培育精英的教师自身应该是精英,具有高尚的人格和高深的学问。他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大师。其次,精英教育的对象是青年精英。精英教育都有其共同的较高的学业标准。完成学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智力和学业基础、浓厚的学习兴趣以及坚强的意志。因此,培育精英的一流大学总是严格挑选学生。获得入学机会十分之难,以致于人们视之为一种特权。第三,最为重要的是要有能保障自由探索的宽松环境。这既需要政治上的宽容,也需要经济上的保障。学者们需要这种环境保障其能够客观地、不受阻碍地探索真理,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主动承担为社会服务的责任。这正是只有精英高等教育能够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只有学者的探索是真正自由的,完全服从探索真理的需要时,学生才能从教师那里获得最大的教益,从而由青年精英成长为社会精英。 精英教育需要一流大学来承担。我国至今尚无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我们绝不是没有可以成为大师的青年精英,问题在于我们对培育精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遵循培育精英的规律组织精英教育。建国初期,我国是按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三大新民主主义原则构建高等教育的。其中始终得到贯彻的是大众性原则。这使我国高等教育在毛入学率极低的精英教育阶段,就具有许多大众型高等教育的特征,如强调高等教育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重视培养技术专家而不是管理和学术精英,重视做事的教育和革命教育,忽视人格的陶冶,批判学术权威,反对为学术而学术,降低入学标准和毕业标准,强调外部控制和行政管理等等。相应的观念和制度已经形成惯例。要打破惯例,形成符合精英教育需要的观念和制度就需要作出艰巨的努力去克服困难。 三、 我国精英教育面临的外部压力加大,内部研究影响大学发展 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功利主义价值追求是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前者要求高等教育扩大规模,以增加入学机会,实现教育公平,即使降低入学标准也在所不惜。后者则要求高等教育满足社会和个人的当前需要,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需要,从而推动高等教育转向实用主义的职业培训和应用性的开发研究与咨询服务。 民主势力对高等教育公平的要求已不满足于教育机会均等,而是进一步要求教育成就均等,即在实际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数量上消除种族间、性别间和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这意味着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内部,不同高等学校及其提供的各种教育不应当存在水平、地位上的差异。这种超现实的理想化主张已经对提供高水平精英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正在努力提高水平的我国精英教育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强的阻力。我国正在实施重点扶持少数学校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这样做很可能使大众型高等教育不安于位,使重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人士因担心大众化进程受阻而反对扶持精英教育的政策,从而对建设一流大学的政策构成压力。 功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