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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名斋号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不仅以文学闻名，而且他的形象和思想也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化象征。陶渊明作为士大夫的精神归宿, 对书斋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士大夫来说, 书斋不单是藏书、读书、著书的具体处所, 更是寄托怀抱、安顿心灵的一方天地。可以说, 斋号是士大夫心灵的独白, 不仅能表露其情趣志向, 甚而透显出其心灵最深处埋藏的情愫, 因此, 士大夫对于陶渊明的认同和接受往往能够通过斋号得到体现。 一、 以陶名斋、陶陶堂为中心的藏书家 陶渊明清峻高洁的人格魅力千百年来一直都赢得后世的仰慕, 萧统称赞其:“贞志不休, 安道苦节, 不以躬耕为耻, 不以无财为病, 自非大贤笃志, 与道污隆, 孰能如此者乎!”并认为陶作有强烈的净化人格的魅力:“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 驰竞之情遣, 鄙吝之意祛, 贪夫可以廉, 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 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 远求柱史, 此亦有助于风教尔。”受陶渊明人格魅力之熏染者代不乏人, 有的士大夫更是以陶名斋, 托物言志, 以示对陶渊明的仰慕和追随。 元代文学家虞集“早岁与弟槃辟书舍为二室, 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 题曰‘陶庵’, 右室书邵尧夫诗, 题曰‘邵庵’。” 明代归有光亦步武虞集, 以陶庵名其书斋。归有光《陶庵记》云:“已而观陶子之集, 则其平淡冲和, 潇洒脱落, 悠然势分之外, 非独不困于穷, 而直以穷为娱。百世之下, 讽咏其词, 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推陶子之道, 可以进于孔氏之门。而世之论者, 徒以元熙易代之间, 谓为大节, 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夫穷苦迫于外, 饥寒憯于肤, 而性情不挠, 则于晋、宋间, 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 而并诸邵子之间。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 予又今之穷者, 扁其室曰陶庵云。”归有光读陶集而心生敬仰, 喜陶效陶, 正是被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萧统言陶集“有助于风教”可谓真实不虚。 以陶名斋者还有很多, 仅在清代, 以“陶庵”命名者就有陈星、金世章、曹续祖、李浃、倪馥等, 以“陶庐”命名者有法式善、王树枏、金武祥等, 还有李钟麟“陶轩”、张诠“陶圃”、罗信南“陶龛”、蒋耕堂“慕陶庐”等等。 在众多以陶名斋的士人中, 有几位藏书家需要格外注目。顾湄, 字伊人, 江苏太仓人, 其藏书楼名曰“陶庐”。钱谦益《陶庐记》:“顾子伊人得宋刻苏长公书《陶渊明集》, 藏弆斋中, 晨夕吟讽, 名其处曰‘陶庐’。”周春字芚兮, 号松霭, 海宁人, 其藏书楼迭称礼陶斋、宝陶斋、梦陶斋。黄丕烈题跋记载:“汤注陶诗, 宋刻真本, 松霭与宋刻《礼书》并储一室, 颜之曰‘礼陶斋’。其书秘不示人, 欲以殉葬。贾人吴东白谈及周公先去《礼书》, 改颜其室曰‘宝陶斋’, 今又售去, 改颜其室曰‘梦陶斋’。并闻他估云, 周去书之日, 泣数行下。”而黄丕烈本人亦有藏书楼曰“陶陶室”。黄丕烈, 字绍武, 号荛圃, 江苏吴县人, 著名藏书家。王芑孙《黄荛圃陶陶室记》云:“同年黄荛圃, 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诗》, 继又得南宋本汤氏注《陶诗》, 不胜喜, 名其居曰‘陶陶室’。”顾湄、周春、黄丕烈诸人对于《陶渊明集》的这种喜爱固然是出于重宋版书的缘故, 但宋版书亦夥, 而独拳拳于此者, 乃是为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正如王芑孙所说:“今者托趣于陶陶, 非独喜其宋本之不一而足也, 盖荛圃宜为县而不为, 略似陶公;其力耕校者, 又大致仿佛, 故因以自寓焉!” 二、 以名微家庭的身份认同,维护自己的精神资源 中国士大夫总是在用舍行藏之间徘徊,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道出了士大夫普遍的境遇和内心世界。当士大夫在仕途上遭遇坎坷后, 便会想到归隐, 回归出仕之前的状态, 也就自然而然地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生活方式产生共鸣。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不仅仅是生活意义上的远离尘嚣、躬耕田园, 还包含回归自我、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哲理意味, 因此, 陶渊明能够成为失意士大夫追寻人生价值、求得内心平衡的精神支柱。 《归去来兮辞》是集中表现陶渊明回归主题的名篇, 特别是经过苏轼的追和之后, 更是得到普遍的认同, 也成为文人学士为书斋命名的典故渊薮, 用以寄托胸襟。 苏轼早年在政治上奋发进取, 勇于建言, 后遭乌台诗案, 被贬黄州, 对于陶渊明有了深刻的认同, 将陶渊明作为自己贬谪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东坡志林》卷一:“陶靖节云:‘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轩, 以‘容安’名之。”黄仲元亦云:“坡老和翁四言、五言, 风味大略相似, 及和翁辞, 自许为翁后身, 毕竟道著翁意落在何处。后来坡以寄傲为轩。翁千载人, 坡亦百世士也。”“容安”、“寄傲”均典出《归去来兮辞》之“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苏轼以此名轩, 是对陶渊明归园田居的共鸣, 也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