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疑难案件中的罪与罚.docxVIP

论重大疑难案件中的罪与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决争端和立功的具体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犯罪不被司法机关发现，而是在对其行为可疑的情况下，在相关组织和司法机构进行询问和教育后，其行为是否积极解释。”必须自动提起诉讼。因此，产生的投诉通常被称为可疑投诉。形迹可疑型自首的认定是自首制度中的疑难问题, 刑法理论和实务各界对此一直纠缠不清。笔者试图从自首的本质属性及自首与坦白的价值位阶出发, 提出“罪行发觉择一认定”这一概念, 以期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形迹可疑型自首。 一、 关于重新犯罪的认识 根据《解释》, 形迹可疑型自首自动投案的时间要素, 是“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 罪行已被发觉时所作的供述, 不能视为自动投案。换言之, 形迹可疑的适用前提是罪行未被发觉, 如果罪行已被发觉, 则意味着被盘问人的身份已经由形迹可疑人转变为犯罪嫌疑人, 形迹可疑型自首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因此, 合理把握“罪行发觉”, 就成为界定形迹可疑型自首自动投案时间要素的临界点。 在逻辑上, 行为人的罪行已被发觉, 则表明犯罪嫌疑身份可以确立, 理当否定形迹可疑。反之亦然, 即犯罪嫌疑身份可以确立, 则表明罪行已被发觉, 从而否定形迹可疑。司法实践中的传统观点认为, 形迹可疑是指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不掌握被盘问人任何犯罪线索, 仅仅因为被盘问人的举止、神态异于常人, 使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对其产生怀疑。如果行为人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时, 在其身上、随身携带、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的物品、痕迹, 能够证明被盘问人可能存在涉嫌某宗犯罪的情况下, 该人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 不能认定其自动投案, 而只能以坦白论处。简言之, 就是在人赃俱获的场合, 上述之处发现的物品、痕迹因与犯罪有关, 即被视为已经掌握其犯罪证据, 其罪行已经被司法机关发觉。传统观点的逻辑支点在于前文所述的反向推导, 但结论的正确性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拘留条款中的重大嫌疑, 与作为形迹可疑否定判断的犯罪嫌疑, 不具有同一性。无论是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第61条, 还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0条, 都规定了对于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重大嫌疑分子”, 公安机关可以先行拘留。从认识论而言, 重大嫌疑、罪行发觉、案件事实是不同阶段上的认识, 都须有一定的证据予以支持, 而不能是主观上的想象和猜测, 并且随着所发现证据质和量的变化, 认识也将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程度。重大嫌疑是公安机关来源于对行为人“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这一客观事实的认知, 是以客观存在的犯罪证据予以支持之下所作出的、行为人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的结论。案件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 是相对的真实。这种相对的真实是法律要求的产物, 诉讼中证明达到法定的要求即为已足。法定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 即实体法如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和程序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1)在笔者看来, 形迹可疑型自首中的“罪行尚未被发觉”与自首要件之一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前后两个“罪行”的概念也是不具有同一性的。后者是指犯罪事实。行为人必须交代了主要的或者全部的犯罪事实, 才能认为具备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条件。而罪行发觉, 并非要求发觉具体案件事实, 可以是残缺的、抽象的发觉, 是接近于法律真实的主观认识, 只要求根据所发现的证据, 对于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来说, 可以合理怀疑已经符合某宗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即为已足, 即“某人实施了某宗犯罪”, 而对其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动机、目的以及其他情节, 则可以在所不问。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重大嫌疑分子这一概念, 与外国刑事诉讼理论中的准现行犯概念相近。从各国立法来看, 准现行犯主要包括二种情形, 一是犯罪后立即受到追呼。犯罪后立即受到追呼并不仅限于被害人的追呼, 包括任何即时发现犯罪行为的人的追呼;二是嫌疑人具有“明显”可以认定嫌疑人参与犯罪的物品或痕迹, 主要包括持有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或者身体、衣服有犯罪的显著痕迹。物品或痕迹具有引起认定实施犯罪终了后不久的“显著”特征, 而不能是关系不大的联系。(2)我国法律规定的重大嫌疑分子, 对犯罪时间的紧接性要求不严, 并没有对距离犯罪行为终了之后的时间加以限制。“不久”之前的案件事实, 以及物品或痕迹所具有的犯罪之后不久的“显著”特征, 是对重大嫌疑分子合理怀疑的根据。对于具有不久“显著”特征的形迹可疑人员, 由于公安出警人员已经掌握不久之前发生的案件事实, 可以将具有不久“显著”特征的重大嫌疑分子与案件事实联系起来, 该可疑人员的罪行可以认为已经被发觉, 对其供述不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如果物品或痕迹不具有“不久”的“显著”的特征, 则物品或痕迹会因其他因素的介入而发生证据转移, 既可以与犯罪有关, 也可以与违法有关, 甚至可以是与违法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