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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盟书文体结构探析 一、 春秋时代的盟政策 还有另一个孟书。《周礼·春官·大祝》所谓“六辞”,其四曰“会”;宋人陈骙《文则》总结春秋时代八种文体,其三曰“盟”,都是指盟书。盟书是我国古代早期的应用文体之一。 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都有与其相辅相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盟书是会盟制度的产物。《尚书·吕刑》说蚩尤之时,“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国语·楚语》言少皞之时“民神同住,民渎齐盟”。《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昭公四年:“夏启有钓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可见,会盟现象产生得非常早。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早期会盟中有没有盟书,则不可得知。所以今天的学者推测:“在未有文字以前,最早的盟誓自然只能是口头形式,文字产生以后盟誓才逐渐发展成比较完整的文本。”会盟制度在西周进一步完备起来,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盟书也是西周初期的。《吕氏春秋·诚廉》记载武王即位时周公与胶鬲、召公与微子的盟辞。成王时有“岐阳之盟”(《国语·晋语八》),也有赐周公、太公之盟:“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国语·鲁语上》)透过西周盟书的一鳞半爪,可以窥见其大致:内容多涉封赏,要求诸侯屏卫王室。这实际是一种赐盟,居高临下,俨然君临一切,显示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气势。 春秋时代,诸侯也堂而皇之地登上盟主之位,诸侯与诸侯之间,国君与大夫之间,甚至大夫与大夫之间,都可以会盟。取得霸主地位,寻求军事同盟,实现睦邻友好,调节内外冲突,谋求和平与发展,都可以通过盟誓来实现。据统计,《春秋》、《左传》所载大大小小的会盟多达二百多次。“世道交丧,盟诅滋彰。”(P2370)“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大神以诱天衷。”(《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王权的衰落,是春秋时代会盟制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盟书这一古老的文体,随着会盟的频繁也空前兴盛繁荣起来。 春秋时代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化的会盟仪式。《礼记·曲礼下》“莅牲曰盟”句下孔颖达说:“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P1266)举行结盟仪式,不但要制作载书,还必须当着所有与盟成员的面大声宣读盟辞。陈梦家对东周盟誓制度作了全面的考察,总结了春秋盟誓的礼仪与程序:为载书,凿地为坎,用牲,执牛耳取其血,歃血,昭大神,读书,加书,坎用牲埋书,载书之副藏于盟府等。可见,凡结盟必有盟书,盟书制作是会盟程序中首要的步骤。 《左传》等典籍的记载也印证了以上的结论。僖公二十五年,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昭公十三年,楚观从为促成子干、子皙与蔡公联合,制造了“坎用牲,加书”的假象,终于促成双方盟于邓,武力推翻了楚灵王。襄公十年,郑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结盟之前,必须先写定载书,以求各方意见。不仅如此,寻盟也应有载书。《左传·昭公元年》:“楚令尹围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可知寻盟所用的不过是以前用过的盟书。会盟时,如果没有形成书面的协议,则不能称之为“盟”。《国语·吴语》载:“将盟,越王又使诸稽郢辞曰:‘以盟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干,足以结信矣。以盟为无益乎?军王舍甲兵之威以临使之,而胡重于鬼神而自轻也。’吴王乃许之,荒成不盟。”没有盟书,没有杀牲歃血加书的仪式,只达成口头的承诺,这叫做“荒”。《春秋·桓公三年》“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句杨伯峻先生注曰:“胥命者,诸侯相见,约言而不歃血。”(P96)不制作盟书,不举行歃血仪式,就是胥命,不叫做“盟”。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左传·哀公十二年》子贡语)其中“言以结之”指盟书盟辞的拟写。盟书的写定,是结盟程序的首要因素,又在结盟后对与盟各方具有约束、监督的作用。盟书这种应运而生的文体,在春秋时代达到空前绝后的兴盛。 二、 留了一部分部分 先秦典籍中保存下来的春秋盟书大都并不完整,往往只存留了某一部分。这些流传下来的盟书片断和出土的盟书残片,成为研究春秋会盟文化的活化石,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探知春秋盟书的大致结构以及当时的会盟文化与制度。 (一) 信约性的文书 先秦典籍中所存盟书都没有具体的日期,但出土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表明,结盟的日期应是盟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侯马盟书坑16第3号玉片有“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敢用一元□告于丕显晋公”的辞句。温县盟书硅T1坎1:3216盟辞开头为:“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盟书是信约性的文书,结盟的日期应是该盟书正式生效的日期,是盟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左传》等先秦典籍所保留的盟书没有日期,主要是因为盟书的日期同会盟的日期是一致的,而会盟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