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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夷夷民与吴楚关系的发展 春秋时期末，吴与安徽、淮河、江淮国家的关系受到吴与楚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在晋国“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影响下,吴、楚两国从盟国关系演变为世仇。晋国利用对吴国的支持和援助,成功地在淮河流域扩大了影响,吴、晋、楚在淮河流域角逐的局面形成。中原弭兵会盟后,由于内政及边患等原因,晋国的影响从淮河流域渐渐淡出,江淮地区终成为吴、楚争夺的主战场。 一、 “人治”与“国治”并重 “夷”即东夷,东方诸夷的泛称。 中国古代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治史者们出于“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传统观念,将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中称之为“黄帝族”)视为中华民族的正宗,而把黄河流域四周的种族概以“四夷、八蛮、七闽、九貉、六狄”的蔑称而加以排斥。《礼记·王制》篇记载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上述东、西、南、北以外的另一方——中,就是并非狄、夷、蛮、戎的中原地区了。正是这种中原文化的优势意识,中国早期的治史者们概不承认周边地区的任何文明状态。 早在夏代时,“夷”、“蛮”等已作为边远之民的称呼。《尚书》中记载的夏代文献《益稷》中,提及“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意为以五种不同的颜料,做成五个等级的服装,这就是所谓的“五服”。《禹贡》篇中把这“五服”具体化,且赋予了地缘政治的内容,即所谓“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而“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周代时,除畿内更制为天下九服。《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说:“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王畿外五百里为一服,愈近王畿者,则政治上愈受宠幸。《周礼·秋官·大行人》记载了不同服饰的不同政治待遇:“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对臣服于周天子的蛮夷地区酋长来说,每六年才能觐见周天子一次,并且要进贡龟贝等物。 淮夷为“东夷”之一支,又被称为徐淮夷。作为并不见容于中原文化的部族,东夷与淮夷,早在商代时就与中央朝廷有着尖锐的矛盾,进而发展到与商王朝的战争。《左传·昭公四年》载:“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王玉哲《中华远古史》对此释之为“商纣在东方与周进行战争的时候,东夷乘机起来叛商。”《左传·昭公十一年》再次引用此段史实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把东夷的叛乱与商代的灭亡,作了直接的因果联系。《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复引用《大誓》中的话,分析商纣灭亡的原因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晋杜预注说:“言纣众亿兆,兼有四夷,不能同德,终败亡。”这一曾使商纣“陨其身”的部族,在西周立国初,又卷进了反对周王朝的政治斗争。《尚书·大诰·序》记载说:“武王崩,三监以淮夷叛。”“三监”及淮夷反叛的结果,终导致“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其后,周穆王时,淮夷又乘穆王西征:“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周穆王联合了南方的楚国,两面夹击,才镇压了这次反抗。 上述参与“三监”反叛的“淮夷”,据《长江文化史》推断说:“淮夷故地应在山东。在周人的征伐、压迫之下,东夷的一支或几支南迁至淮河流域,才被称这淮夷。”其后,“以徐为首的淮夷本来多主居于淮北,失败之后只能活动于江淮之间,因而又被称之‘南淮夷’。‘南淮夷’接近先秦产铜地之一的皖南地区,从而能迅速恢复发展,成为周人南进的障碍。因此江淮地区在西周晚期成为战争热点之所在。”而《安徽文化史》则认为:“淮夷是生活在淮河流域土著夷的统称,与上古时代的东夷同属夷人的一部分。”“南淮夷是由淮水两岸散居杂错的‘大小邦’组成部族集团。” 历经商、周两朝的征伐,淮夷依然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之中。《韩非子·五蠧》篇记载徐夷“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可见该部族在当时人数众多,占地广袤的状况。春秋后期,江淮地区出现众多方国,这些方国中,大多系周王室的封地。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说的“管、蔡、郕、霍……文之昭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而另一部分,系江淮地区出现的带有部族性质的地区性邦国,这类邦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