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新学原则未变论.docxVIP

张氏新学原则未变论 在晚清学术文化形式的历史发展中，张志东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张文襄公事略》对其一生学术文化的新旧立场有一番评述: 夫张之洞之得名, 以其先人而新, 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 孰不曰张公之洞, 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 又孰不曰张公之洞, 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 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虽然, 一新一旧之张公, 今为过去之人物矣, 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 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齐驱者, 竟何人耶?1 的确, 张之洞的学术文化性格是十分复杂的, 他具有极深的旧学造诣, 学宗汉学却不拘泥于汉学, 而主张兼通汉宋;他提倡新学, 在其主政的两湖地区建造了较成体系的新学规模, 却在戊戌时期的新旧之争中, 对于康、梁“新学”颇多攻讦;他反对旧学之无用, 却在新学体制形成后力主保存“古学”, 弘扬国粹……然而, 在晚清中西、新旧学术文化更嬗中, 他提倡引入西学、创建新学, 反对科举八股的基本立场却并无太大变化。所以, 即使在弥留之际, 张之洞也仍然表现出对于新学的一种向往: 洞近年以来, 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 倡办颇多, 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 立刻转弱为强, 慑服万国?……至目前民生困穷, 动辄思乱, 欲求养民生感民心之术, 则以少取于民为先, 多兴实业次之。……宪法精意, 总不外好恶同民耳。2 当然, 新学作为融会中西的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形态,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和规范, 与康、梁更多侧重于观念形态、理论建构的新学不同, 张之洞对于晚清新学的构建作用主要侧重于学制方面。 (一) 以文学致用为本 对于张之洞的学术背景, 《抱冰堂弟子记》记述称:“学术兼宗汉宋……汉学师其翔实, 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 而戒其骄妄空疏, 故教士无偏倚之弊。”3超越汉宋之争, 是自阮元晚年以来晚清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趋向, 也是道咸之际经世学风形成的学术前提。张之洞属于贯通汉宋学的经世学派, 他以“经学为根柢, 以小学为门径, 次及史学、理学、天算、舆地、经济、词章及诸子等学, 视野比一般固执于汉宋门户之见者为宽阔”4。张之洞深受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 “淹贯群书, 尤究心经世之务, 以天下为己任。……一时名噪都下, 乃益自淬励, 精研历代诸儒之学, 而以实用为归”5。所以, 他认为无论汉学宋学, 应一归于“致用”。“在中国文化处于优势的时代, 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大致以经典、史学、历代掌故 (政治) 为范畴;但当国势衰弱时, 经世主义者, 并不反对引进外来的有效工具, 因而成为接受现代化的动力。”6 张之洞学术上主张打破门户之见, 兼收并蓄各家之长。他认为学派各有短长, 汉学的真正要旨在于“实事求是”, 宋学的基本内核在于“严辨义利”, 这是掌握中学的根本所在, 如此“虽兼采诸儒之说, 亦汉学也”;“虽不谈性理, 亦宋学也”。7张之洞由学而仕, 并因学而为名臣, 他既对中国旧学具有精深而又有独到的见识, 又在引入西学和创建新学中别有会悟, 从其学术思想的变化过程来看, 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旧书”的涵义 至少在中法战争之前, 他很少涉猎西学, 基本上是固守旧学, 主张“通经致用”。这一思想特征体现在1874年间他任四川学政时所写的《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两书中。按张氏自己所说, 两书是专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 书以何本为善”而作, 基本代表了他的学术文化思想。虽然在“集部”所举书目中, 包括了部分有关西学的书目, 如地理类的《职方外纪》、《坤舆图说》、《地球图说》、《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天文算法类的《新法算书》、《几何原本》、《勾股义》、《泰西水法》、《代数术》、《曲线说》、《数学启蒙》等, 但此类西书大都是明清以来被中国学界认同了的“旧籍”陈说, 其整体的学术思想却仍然局限于“旧学”范围。所以该书被认为是“研究中学的一本相当有用的书, 为治中国旧学所普遍重视”8。“致用”是求学的目的, 但学以致用的标准却完全属于中国旧学范围, 即“通经致用”是“一可用以考古, 二可用以经世, 三可用以治身心”9。此时张之洞学问中尚无西学的踪影, 更遑论新学。 二、 以“西学为用”为主要内容的新学 中法战争以后, 张之洞较多地接受了西学知识, 其学术思想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 “由传统学术中求致用, 转变为由中西学术中求致用”10。在培养人才的学制上他更多地侧重于“西学为用”, 从1889年始就致力于学制层面上的创建活动, 认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 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 而人才之培植, 经济之通达又赖于学堂之创设。当然, 与基于科举八股和书院旧学制不同的新学体制的教学内容, 应该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 精研器数……不尚空谈, 务求实用”11, 所以, “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12便成为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