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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郑国氏氏流域的流变 春秋中后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社会阶层而言, 贵族阶层赖以生存和依托的基础———氏族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致使曾经盛极一时的贵族阶层逐渐走向了解体。从某种意义上说, 氏族兴衰、演变的历史可以当作春秋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春秋时期氏族组织广泛存在于诸侯国中, 郑国自不能免。郑国处于中原战略要冲, 成为诸霸争夺的主要对象;并且作为姬姓之国, 其又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和实践者。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孕育起来的郑国氏族, 其发展流变脉络与他国氏族相比既存有共性, 但更多是其独特发展个性。因此, 对郑国氏族流变进行研究, 不仅对了解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研究郑国历史的变迁也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拟在微观探讨《左传》记载的郑国每个氏族流变的基础上, 从宏观上把握春秋时期郑国氏族流变的基本形态、影响因素及其对郑国政治的影响。本文中所涉及的“氏族”, 是指一种家族组织。这种家族组织在组织规模上可大可小。大者可以是宗族形态, 一个主干统辖若干分支不小于大型伸展家族。而小者可以只是核心家庭或小型伸展家族(1)。 一、 君权与卿权的互动 春秋初期郑国的氏族, 世系比较简单, 只是指以大夫为主的核心家庭或小型伸展家族。大夫之权位及身而已, 没有自己的封邑和家臣之属 (p109)。祭仲、高渠弥、颖叔考等虽身及卿位, 但一世而亡。除洩氏(2)、共叔段之族之外, 在史籍记载中没有看到可以传承数代的世家大族。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公室与家臣性质。从权力的对比来看, 君权基本上强于卿权, 卿权从属于君权。但“君权和卿权二者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由多重因素的综合刺激, 它也会在某一阶段出现变异” (p84), 在君权式微情况下, 卿权往往成为君权拉拢和利用的对象。握有卿权的大夫, 有公室(3)和非公室之分, 他们与国君既存在政治利益上的一致性, 也存在本质上迥异的分权倾向。因此国君为了维护自己的君权, 不得不与权臣展开互动和斗争。 此时君权与卿权围绕国君、公室大夫、非公室大夫三股政治势力的斗争和联合, 形成了两种具体表现形态。 其一, 君权以绝对优势大于卿权时, 公室大夫和非公室大夫可以和平相处, 共同辅佐国君。自郑武公到郑庄公统治的七十年间, 郑国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郑武公、庄公继承桓公司徒的官职, 恃辅佐平王东迁之功, 加上河、洛、济、颍之地优越的发展环境, 在春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国内君权保持了强势的劲头, 以绝对优势压倒卿权。庄公在位期间, 虽有共叔段之叛乱, 但很快就被平定。共叔段及其子公孙滑被迫出奔。 (隐公元年)平定共叔段叛乱之后, 郑国君卿进一步团结。在郑庄公在位期间, 不仅公室大夫公子吕、公子宛、公孙获等人受到重用, 非公室大夫有原繁(4)、祭仲、高渠弥、洩驾、颖叔考等人也受到了器重, 其中祭仲、高渠弥因郑庄公的喜欢而身及卿位。他们恪守尽职、共同辅佐郑庄公, 成就了郑庄公“小霸”之霸业。 其二, 卿权与君权发生冲突, 甚至威胁到君权时, 国君就会依靠公室大夫或非公室大夫一方势力打击另一方势力来维护君权的稳定。郑厉公至郑子在位时期, 非公室大夫势力膨胀, 侍宠专权, 甚至操纵“立君”之大权。雍氏之乱, 厉公出奔 (桓公十五年);君臣交恶, 昭公被弑 (桓公十七年);郑子之被迎立, 均出自执政卿之手。殆至高渠弥受车裂之刑, 祭仲谢世之后, 厉公才有机会重返郑国。厉公复位, 对异己势力中的公室和非公室大夫进行的杀戮和驱逐, 遂杀傅瑕, 逼死原繁 (庄公二十四年), 咎雍氏之乱者, 强杀公子淤等人, 重新巩固了君权。 春秋初期郑国氏族流变主要围绕着君权与卿权的互动与斗争展开, 其流变以氏族消亡为主, 波及范围较广, 涉及氏族人数也较多。但一些氏族依靠占有某些资源和凭借某些才能, 在君权与卿权的互动中保命庇族, 发展为后来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共叔段之族, 凭借与国君的血缘关系, 数世残存于郑国(1), 但一直被排挤在权利的边缘, 终无作为于郑国政治。洩氏恪守臣权, 没有与国君发生激烈的冲突, 凭借其军事才能, 在战争的频繁环境中分享了部分国君军事资源(2), 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 郑国的建立 发轫于西周末年, 兴盛于春秋早中期的“辟土服远”热潮, 席卷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p46)。地处中原大地而且拥有“三军”实力的郑国, 积极参与了这场风潮。武公灭虢、郐等十邑后继续扩张领土, 初步确立了郑国的疆域范围。郑庄公在位期间积极向外扩张, 使郑国的势力达到鼎盛, 多次伐宋, 争夺两国间隙地 (p148)。鲁僖公二十年郑公子士、洩堵寇帅师入滑, 将滑纳入郑国版图, 这些开疆拓土的举动使郑国具备了广泛分封卿大夫的能力, 于是郑国掀起了“立家”分封的热潮, 世家大族大量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