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骆驼祥子》.docxVIP

性别视角下的《骆驼祥子》 结果:“文学的真中人”是什么?—引论:反观《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在与“骆驼”绰号有关系之前，祥子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洋车夫。换句话说，他年轻强壮，有自己的汽车。他有自己的汽车，生活在自己手中，是一名大学生的汽车司机。……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 可以使他自由, 独立, 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 (页5—6) 体面的, 要强的, 好梦想的, 利己的, 个人的, 健壮的, 伟大的, 祥子, 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 埋起这堕落的, 自私的, 不幸的, 社会病胎里的产儿, 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页 222) 《骆驼祥子》 (以下简称《祥子》) 的叙事者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正式浮现出来, 对祥子做了上述点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祥子》的批评, 多数把这两部分当作《祥子》意指化的有力证据, 以便对《祥子》中的“再现”进行现实主义的解读:北平的洋车夫祥子试图以个人的力气和精神对付社会的重重矛盾而逐渐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 这体现了在二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的混乱中个人主义话语对平凡民众所拥有的吸引力和陷阱;而历时地看, 《祥子》的再现成功地继承着“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所着力的国民性批判, 北平和祥子之间的否定性互动就象征着现代中国及其子民之间的普遍结构。 可是, 鉴于《祥子》最终没有完成的意指化过程, 笔者认为, 上述的现实主义解读策略应该是处理《祥子》这一文本的初步印象, 或者至多是接近它的一个切入点, 而不该是一个终点。否则, 这种批评不能回避专用《祥子》来把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特殊性和延续性正当化的嫌疑。以现实主义为名的上述批评中最可疑的地方之一, 也是笔者通过本论文要介入的地方在于, 把《祥子》一书还原为由一位 (男性) 主人翁祥子及其社会环境所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 只有祥子获得主体的位置, 与之相对的社会环境往往被认为是作为国家单位的中国。由此而生的“祥子对中国”这个定式中, “祥子”和“中国”这两项几乎压倒了这一文本中值得深思的诸多脉络, 尤其是依靠男性个体与他的国家关系的观点就无从把握男性和女性之间真正社会性的多种生活层面。 尽管有如此的偏向和制约, 这种读解模式到今天还在广泛流传。其重要的原因确实是, 它既是在这篇小说里主导叙事的一位叙事者所明确指出的解读方向, 也符合于作家老舍所承认的创作意图。在这种读解中不假反省地被再生产的是, 将作品里的叙事者看成作家的文学性替身, 并将作家当作作品意义的来源的传统读法。另外一个有力原因可以说来自“文本内部”, 即《祥子》的叙事者利用自由间接引语的方法, 着力把祥子的内心变化为客观世界的声音不断地讲给读者听,以鼓励读者把《祥子》的现实理解为祥子一人的现实。 还有第三个原因是, 对《祥子》的读解和批评向来不得不受到对《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批评规范的影响。的确, 《祥子》与这些“长辈”文本形成紧密的关系网, 使相互间的文学史意义更加丰富。可需要注意的是, 祥子在《祥子》里的分量和作用不能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 或《阿Q正传》里的阿Q等同起来, 因为与这些先行文本相比, 《祥子》这一文本所包含的意指化线索, 往一个特殊的方向发展得更多, 分化得更细致。比如, 将《阿Q正传》 (英文题目为“The True Story of Ah Q”) 解读为围绕阿Q及其环境的叙事是相当恰当的, 因为《阿Q正传》中的人物们, 虽然开始时仿佛代表了各个说话位置, 却很快融合成一个整体性环境, 压迫得阿Q临死也难以抗拒。但在《祥子》里, 除了祥子以外, 却至少有两个人物跟他一样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 并且始终跟他解除不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距离和隔膜。 “她们”就是虎妞和小福子。她们各自出于对女性身份相似而有别的自觉, 或者说出于对自己作为女性所处的各自不同的社会位置的自觉, 都以坚强的意志介入祥子的生活, 与他进行戏剧性的互动, 直到以意义深远的死亡而告终。所以, 一旦意识到她们共同的主体位置, 将《祥子》仅仅当作“祥子的 (真实) 故事”显得不合适。 进而, 我们对她们的处境理解得越深, 便越能看清楚祥子作为一个男性所处的位置的相对性, 也越能重新注目这三个不同的位置之间展开的悲剧性关系网。因此, 是不是可以设想, 通过正视她们与他的关系, 能够把《祥子》从现成的现实主义语境里拿出来重新脉络化, 或者说干脆建构新的 (被掩盖的) 一种现实为此, 笔者提议, 要围绕着“性别” (gender) 这一现在充分普及却仍需检讨的角度去进入《祥子》这一著名的文本。 夹在“现实主义”和“女性文学”两者间的“性别” “性别一词是指, 围绕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关系和实践。女性主义学者以性别为核心分析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