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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荷马史诗》中的比喻艺术比较 隐喻是语言艺术的升华，是最具诗意色彩的语言形式之一。以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类似点来隐喻他人，以他人比他人。《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语言艺术上运用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据统计,《诗经》中的比喻有200多处,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可谓多比善喻。荷马史诗辞章华丽,妙语迭出,生动形象的用词和比喻俯首皆是,据粗略统计,《荷马史诗》中运用的比喻约有八百个,这些多样性、形象性和独创性的比喻,被后人誉为“荷马式的比喻”。作为中西文学的滥觞,《诗经》和《荷马史诗》是彪炳千秋,其中丰富多彩、贴切生动、新颖独特的比喻艺术的运用,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从中也反映出不同民族迥异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 一 大量采用明喻的方法 《诗经》和《荷马史诗》在用喻形式上都有明喻、暗喻,但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荷马史诗》用喻明晰快捷,气势宏大,而使用最多最好的修辞手段则是明喻,约有600多个,约占比喻总数的80%,其中,将近60%的明喻是简短的、明快的,如《伊利亚特》卷6:“赫克托耳的儿子,父亲掌上的明珠/美得像一颗闪光的星宿”;“谣言像火苗似的在人群中活跃,作为宙斯的使者,督促着人们向前。”而有的比喻长达数行,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景观,陈中梅在她的《伊利亚特》译本序中认为这种修辞手法是“另一类明喻,即复杂性明喻,在其他民族早期的史诗中绝少出现,但在荷马史诗中却是个用例众多、趋于普通的语言现象”。《伊利亚特》卷2描写希腊联军在海滩集合,听阿伽门农的战前动员时,来自不同部落的士兵们从营棚和海船中涌了出来,“在他们身后,紧跟着熙熙攘攘的兵勇,/像大群的花蜂,一股接着一股,/没完没了地冲涌出空心的石窟,抱成/一个个圈团,飞访着春天的花丛,/四处游移漫舞,成群结队。”这里的喻体部分围绕着“大群的花蜂”形成了一段很长的描写,从中可以领略相当丰富的内容。由于荷马史诗是描写英雄的史诗,因此气势壮阔,充满力量感,而荷马史诗中大量比喻的喻体都取自于与自然有关的物象和与古希腊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和事务,显得原始古朴,极富有人情味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相比之下,中国的《诗经》则用喻委婉含蓄,格调平静,而使用最多最好的修辞手段是暗喻,甚至全篇是暗喻,只见喻体,而无比喻对象。如第一首诗《周南·关雎》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诗以荇菜被采,暗喻女子被男子选中。《诗经》中众多暗喻手法的运用,反映了我国古代人们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将人的仪表、品质和情感等比拟或寄托于自然中的生物,显得细致、委婉。 二 以动物来象征人的艺术 《诗经》和《荷马史诗》都有较多以动植物作比喻的句子,这可能与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荷马史诗多以动物作比,而《诗经》多以植物作比。 在古希腊,动物与人类的生活和活动密切相关,荷马史诗中用了大量的动物作喻体,以渲染气氛。在《伊利亚特》卷22中,描写被打败的特洛亚人逃回城中被喻为“曾像小鹿一样逃跑的兵勇们”;描写赫克托耳等待着迎面扑来的阿基琉斯时则是“像大山上的一条毒蛇,蜷缩在洞边,等待一个向他走去的/凡人,吃够了带毒的叶草,体内翻涌着不共戴天的仇恨,……”由于古希腊尚武精神的核心是“力”,所以勇武有力成为塑造典型的最高原则。在荷马史诗中,有许多以动物来喻人的句子,当比喻的本体为人,特别是英雄人物时,往往用狮子、雄鹰、猛虎、野猪、雄豹、毒蛇、公牛、雄马、恶狼、苍蝇等动物的伟力来作喻。诗人荷马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各种动物的形态、生活习性等特点与人的尊严、伟大、恐惧、勇敢等联系起来,充满野性和原始气息,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较之荷马史诗,《诗经》中出现的动物不多,通常是鸟、马、鼠、鹤,等等,而《诗经》中对自然界的各种植物都有细致的描写,出现的植物约有一百多种,用野菜、花草、树木等植物作比的句子很多,如《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中,以“樛木”(向下弯曲的树木)和“葛藟”(野葡萄)分别比喻男子和女子,以“葛藟”缘附“樛木”,来象征女子嫁给君子,婉曲生动;《周南·桃夭》中则用鲜艳的桃花比喻美丽的女子;《国风·谷风》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努。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妻子以采集蔓菁和萝卜为比喻,说明不能因为菜的根部苦而弃之不要,从而告诫丈夫不要忘了以前所说的白头偕老共生死的话。 由于当时的农业种植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采集业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个补充,在当时还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诗经》中有许多与采集业有关的植物出现,并以这些植物的性状和特点作比,或喻人貌,或喻人品,或喻人事,这既是当时的人们与大自然密切相处的写照,也是时人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