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范式转型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理论.docxVIP

文化研究范式转型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范式理论 一 学校教育与大众文化 对于英国的文化研究来说，斯托纳霍夫的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霍夫的名字是文化研究的代词。”。①霍尔本人就是文化混杂的典型, 一方面遭遇了家庭内部的种族政治学,②一方面在走向文学研究的学术旅程中沦为“文化他者”, 他原本打算以亨利·詹姆斯为博士论文考察对象, 旨在探寻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冲突, 但却因为自身特殊的文化身份而被隔离在英国文学研究的主流圈层之外,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英语科目获得最优等成绩, 只有遗传天赋才能达到……我对此深恶痛绝, 我无法取得这样的成绩, 我也没有这样的遗传天赋。我找不到‘英国性’”。③这种身处“家国以外” (diaspora, 又译“流散”。此处借用华裔学者周蕾的译法) 的独特境遇赋予霍尔一个观照社会文化问题的理想位置, 尽管常常感受到“身份撕裂”和认同危机带来的创伤情绪, 但却容易摆脱英国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强大思想文化壁垒的“影响焦虑”, 游离在英伦和欧陆之间, 充当着经验/理论、能动性/结构、历史主义/非历史化等观念交流碰撞的介质。 霍尔早期曾在牛津大学校外教学部从事成教工作, 同时兼职于英国电影研究所, 这段经历进一步激发了他研究大众传媒的兴趣。作为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首位全职从事电影与媒体研究的学者, 霍尔将关注重心由文学移向大众文化与媒体。1964年, 霍尔与沃内尔合著的《大众艺术》出版面世, 该书试图探讨大众文化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联。在这部被斯道雷归为“文化主义”的典范文本中, 霍尔与沃内尔主要提出下述重要问题:其一, 为大众文化正名, 反对将大众文化任意污名化或者全盘否决的做法。大众文化的“好/坏”、“精/次”并非天然如此, 它取决于大众的分辨和认知能力。霍尔和沃内尔的见解与威廉姆斯论“大众”的名言———“其实不存在什么‘大众’, 只存在把人们看成‘大众’的方式”———可谓如出一辙。因此, 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大众的鉴赏能力, 担负起合格的“守门人”角色。其二, 承认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分属不同的范畴, 但拒绝进行优劣等级划分, 强调不同类型文化对应不同层面的趣味, 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当人们提及艾拉·菲茨杰拉德 (Ella Fitzgerald) 的演唱、雷蒙德·钱德勒 (Raymond Chandler) 的小说或斯坦利·多南 (Stanley Donen) 的歌舞片时, 我们发现: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严格区分开始崩塌”。①再者, 当前学校教育对大众文化的处理策略有两点不妥, 一是过分防御, “这根源于人们普遍相信我们对艺术的反应方式与我们对生活情景的反应方式有着明显差别”,②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将艺术与生活分离;另一种策略当属机会主义, 这种观点认为“新兴媒介提供的艺术和娱乐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威胁”,③应对的办法则是试图通过大众文化引导学生提高品位, 这种做法显然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甚至可以说颠倒了主次, 值得推举的应当是率先提高阅听受众的鉴赏力, “我们要质询这些新兴传播形式的不是它们可能带来什么危害, 而是怎样可以更具创造性地付诸应用”。④最后, 霍尔和沃内尔在大众文化内部进行细部区分, 来自民间的 “大众艺术”是“好”的大众文化, 与之相对的是并非来自民间的“通俗艺术”, “媒体要以开放有效的方式传播严肃并且有意义的内容, 被传播的应当是品质优良的大众艺术而非通俗艺术”。⑤ 正如斯道雷的批评, 霍尔和沃内尔对于大众艺术的区分是颇成问题的, 他们所说的艺术“震惊”体验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概念, “在艺术的现代主义革命发生之前, 这里提到的大众艺术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⑥应当说, 《大众艺术》一方面摈弃了怀旧和追怀前工业革命时期有机文化的浪漫设想, 其观照大众文化的基本立场也明显区别于利维斯主义;但另一方面, 该书作为霍尔早期触电大众传媒的初试牛刀之作, 存在很多问题, 甚至是内在逻辑的前后冲突:比如对通俗艺术的指责, 显示出他们在区分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大众艺术/通俗艺术时存在标准的混乱, 表现出一种告别利维斯主义不久后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游离状态。此外, 《大众艺术》的关注点聚焦在大众艺术的文本层面, 方法论明显拘限于利维斯主义的文本细读法, 后面部分又隐约浮现出受众的接受维度, 显露出一种对民族志和实证研究抱有怀疑的游移姿态。 二 文化主义范式的结构主义 1979年, 霍尔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离任, 移师英国开放大学, 并在次年撰写了具有地标意义的著名文章———《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该文既是对中心十几年来工作的回望性总结, 也试图应答理论之潮带给英国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 尤其关注伴随而来的思想论争与范式转型。 霍尔强调“断裂”之于文化研究的意义, 他指出正是社会史或思想史层面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