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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宏观经济历史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春秋是观察和教学历法发展的重要阶段。春秋历史书籍中没有专门的记载。《汉书·艺文志》中曾记有“十八家六百六卷历谱”(内包括夏、殷、周、鲁历等历谱)。先秦历谱按说可以逃过秦焚书之厄运,然岁月之沧桑亦难免于佚失殆尽矣。如何复原、重现春秋鲁国历谱,只有通过对《春秋》、《左传》中的记述进行分析、排比,间接的推论而得之,当然通过天文学的推算亦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手段、方法。除此之外几无其他可资获取信息的途径。运用汉代以后所创制的历法,推步注记春秋历谱者历代不乏其人,但所用之历法因均非纯阳历历法,各历日与节令均不直接挂钩;只有在西历传入中国之后,用儒略历注记春秋历谱,历日与节令、节气直接挂钩,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虽未能完全复原春秋历谱,但更能逼近原貌。其实,大概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1 月日:狱月定位 《春秋》记事形式,“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凡年之下,标出四时,每年之始,在时、月之间加一“王”字,日书干支,按年、时、月、日记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244年间,《春秋》经内载有年、月、日名干支共394个。《左传》中有385个年、月、日名干支的记载(不包括《左传》哀公十七年以后的记事内容)。按说这些历日资料可算数量不菲,但要据此复原244年的历谱,在数量上仍远嫌不足,而且存在各年份历日记载的分布很不均匀的问题,有时长达数年之中无一历日(日名干支)的记载,有时简直是逐日记载,而显得异常繁冗。从这些记载中真正可用于直接复原鲁国历法的朔日、晦日、闰月的记述则更是少得可怜。除日食外,其余经传中书朔者凡十三例:经二、传十一;书晦者凡九例:经二、传七。现将这些复原鲁国历谱应该满足的、有据可查的基准点详列如表1所示。 我们所可以做的是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推算出一系列朔的时刻,并注记以相应的公历日期、JD、干支。张培瑜先生已做了非常有效的工作,他编著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中有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2050年合朔满月表,与我们经过推算得出的系列合朔表正好可资参照对比。至于各年岁首(包括闰月)的确定,则只有根据经、传之记事上下推校来确定了。 春秋时期,历家已知用朔望的周期来定月。月有大(30日)小(29日)之分,虽然还没有一个历家公认的朔望月(朔策)的值,但由经验已知,该值大于29.5日,故于大小月相间之外,在一定的时候要安排一个连大月。闰月置于一年之末尾。《左传·文公元年》曰:“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史记·历书》则曰:“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把闰月视为多余的或“邪”的,体现出对每年多出来的几天经数年累积成的一个月是颇有些厌烦的,也显示出古人不能很好地安排这个月的一种无奈。中国传统历法的阳历部分:二十四节气,春秋时期尚未完善。《左传·僖公五年》有“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述了郯子的一席话“凤鸟氏,历正也(凤鸟氏,凤凰,总管历法);玄鸟氏,司分者也(燕子,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氏,司至者也(伯劳,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氏,司启者也(仓庚,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氏,司闭者也(鷩雉,立秋来、立冬去)”。用鸟类的活动:来、去、鸣、止,来定春分、秋分(这叫“分”),夏至、冬至(这叫“至”),立春、立夏(叫作“启”),立秋、立冬(叫作“闭”)。用物候来定节气,当然难以精确,同时还具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这说明当时仅有了这八个节气的名称,尚未与天文学的观测(太阳的行度)很好地联系起来。《左传》中仅有两次“日南至”的记载,与现今推算的结果误差不超过两天,由其准确的程度来看,现代学者一致公认是用圭表来测量的。二十四节气是在战国以后逐步形成、完善起来的,它们的完整名称最早见于《淮南子》(公元前140年)。中国古代历法的阴历部分(朔)和阳历部分(气)相互配合构成中国传统的阴阳历。 我国至迟从殷商时代起就采用了干支纪日,从甲子、乙丑、……到癸亥,六十干支日名轮流循环使用。干支虽仅为一纯数学的六十进制循环纪时法——首先是干支纪日,后来又发展起干支纪年(六十年一个循环周期)、干支纪月(五年一个周期,闰月不纪干支)、干支纪时辰(五天一个循环周期)——但在我国历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虽然很长,但只要顺着干支往上推,历史事件就会清清楚楚。干支纪日自形成以来,既不因朝代君主的更迭而改换,也不因战乱、分裂而中断,尤其还不受天文学水平提高的影响,因之非常的稳定而持久。干支纪日像一根连续不断的线,将各个朝代、各种历法的历史贯穿在一起,对中国历史得以保持连续而完整的时间序列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一直特别注重岁首。《春秋》开篇即“元年,春王正月”,接下去,《春秋》、《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