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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诗歌创作考辨 《左传》和《普通话》中的诗歌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两本书侧重于事件过程的介绍，很少有诗意具体的注释。赋诗之礼失落以后,人们对赋诗的仪注不甚了了,对于春秋赋诗产生想当然的误解,以为“赋诗”就是吟诵几句诗1;还有人将赋诗与“六诗”和“六义”之赋混为一谈2。也有人虽然认为赋诗是歌唱乐章(例如顾颉刚3、朱自清4都有这种看法),但对于具体的细节没有作深入的探讨,因此只流于一种猜想。其实,赋诗是礼乐制度中的一个仪节,关于赋诗真相,只能落实到诞生它的礼乐制度中去考察。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王清珍《〈左传〉赋诗现象分析》5一文代表这种努力的最新收获,但该文仍然没有将赋诗与歌诗、诵诗明确区分开来,认为对礼制的僭越是赋诗兴起的前提条件,赋诗标志诗与礼开始分离。这些看法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未能把握住赋诗之礼的实质。 一、 “重耳”与“礼” 赋诗属于宴享礼中的一个规范仪节。《仪礼》中涉及到饮酒礼的都有主人、宾、相或介,他们是饮酒礼的主要参与者。主人是指设宴的人6,主人要招待的人叫宾,宾可以有多位,以其中一位为正宾,其余为众宾。相或介是协助主人与宾的人。《左传》、《国语》中有关赋诗的记叙,透露出了这一方面的信息。例如,《国语·晋语》记载了晋公子重耳在秦国与秦伯的一次赋诗活动: 秦伯飨公子如飨国君之礼……明日燕,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 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子余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君若昭先君之荣,东行济河,整师以复疆周室,重耳之望也。重耳若获集德而归载,使主晋民、成封国,其何实不从?君若恣志以用重耳,四方诸侯其谁不惕惕以从君命!”秦伯叹曰:“是子将有焉,岂专在寡人乎!” 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称所以佐天子、匡王国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从德!”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这次“赋”诗遵守严格的仪节规定,可以归纳的仪注有五项:第一,赋。双方都可以赋诗,主动权在主人方。第二,降、拜。接受赋诗的一方为了表达敬意,从堂上走下来,降到台阶上,向赋诗的人行拜礼。第三,降、辞。受拜的一方为了表示谦虚,也从堂上走下来到施拜者面前辞谢,表示不敢接受对方的拜礼。第四,曰。就是施拜方说明施拜的理由。第五,成拜、卒登。就是施拜者在陈述了自己行拜礼的理由后,受拜方终于同意了,回到堂上原位,施拜者再拜,完成拜礼后回到堂上原来位置。这里,秦伯是主人,重耳是客,子鱼就是赵衰,是重耳的“相”。我们可以通过与《仪礼·燕礼》的比较,来确定这是真正的仪注: 公坐,取大夫所媵觯,兴,以酬宾。宾降,西阶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辞,宾升,成拜。公坐,奠觯,答再拜,执觯,兴,立卒觯,宾下拜,小臣辞,宾升,再拜稽首。 这个仪注记载的是“一献之礼”中第三个环节“酬”的情况,“酬”这个仪注就是祝人长寿、为所酬者长寿干杯。公拿起觯,准备酬宾。宾见到公的这个动作,知道公要“酬”自己,赶忙走到台阶下行最隆重的拜礼,因此公命令小臣去辞谢,叫宾不要在台阶下行拜礼。宾于是升堂行拜礼,公为了答谢宾的拜礼,放下酒杯还礼,然后再拿起酒杯,站起来喝掉酒。宾为了答谢公的“酬”,又到台阶下行拜礼,小臣代表公表示这个礼太重,不能接受,宾只好回到堂上行拜礼。将这个仪注与上面所引《晋语》进行比较,很显然,《晋语》所记属于仪注。 《国语》所记这些仪注有典型性,《左传》记载的三十多个赋诗场景中,有不少也具有这些仪注。例如,《左传》文公三年记载: 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 这里,鲁文公是宾,晋襄公是主,庄叔是鲁文公的相。晋襄公赋诗,鲁文公行拜礼答谢,并且说明理由。《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一个反面例子,证明赋诗是具有礼仪规定的: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由于华定不按照赋诗的仪注进行答谢,叔孙昭子判断他必将灭亡。当然,《左传》记载的三十余例赋诗活动并不都有具体仪节介绍,是否介绍仪注,视行文需要而定。 二、 诗是点歌,或又无所不 《左传》对于赋诗、歌诗、诵诗、讴谣区分很清楚。士大夫贵族赋诗一律用“赋”,凡是指乐工演唱一律用“歌”,至于民间非礼仪场合,用“讴”、用“歌”,绝不混淆。 “赋”,从士大夫这方面来说,点歌就是“赋”,从乐工方面说,演唱诗篇就是“歌”,不配乐的朗读叫“诵”。《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 叔孙穆子食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