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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的法律性质 1994年版《清史》中的第二卷对法国中产阶级会议进行了评价。“1308年的第二次会议（应为第三次邀请）是由国王在其上方举行的。在一些地区，该市的代表被派往城市和市场，参与者达到500多人。法国三级会议的权威远不及英国国会,通常三级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税收,即当国王要征税时,召集三级会议分摊,而付出最多的当然是第三等级。……百年战争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三级会议决定全力支持国王,于1439年确认国王可以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征收新税。此举不仅大大有利于国王的财政,而且是导致国王此后基本上停开三级会议的原因之一。”(P338)洪波先生评价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时说:“三级会议是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会议,不是立法机关,而是咨询机构。会议是应国王的要求而召开的,目的是听取国王的决定,使这些决定具有普遍意义;它只能顺从国王,不能作出限制王权的决定。虽然国王有时为了征收新税,以对行政和司法作出改良为交换条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很难改变国王的决定,一旦会议违背国王的意志,国王便可随时将其解散。因此,它不具有英国等级会议的税收决定权与立法权,也没有制定英国那些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之类的文件。”(P115～117)除此之外,洪波还概括法国三级会议的特点如下:“不是常设机构,无固定会期”,“没有形成英国式的上下两院”,比之英国的国会“地位与权力极不平等”(P116)。总之,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不具有英国国会那种议会的性质,甚至也没有使用“国会”这个名称,而且国王和三级会议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不平衡的。 原来笔者也赞同上述观点,但我们在修订《法国现代化》一书的第一编“法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时发现史实与上述观点大相径庭,特斗胆畅言,以求洪波先生及其他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英国的宪制之确立 洪波先生认定:“它(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引者)不具有英国等级会议的征税决定权与立法权,也没有制定英国那种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和‘牛津条例’之类的文件”,不具有英国国会那种议会的限制王权的职能。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虽然没有英国“国会”的名称,但其职能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国会,甚至在某些方面其权能超过斯图亚特王朝以前的国会。我们只能以斯图亚特王朝以前的英国国会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中世纪的三级会议,而不能以斯图亚特王朝(House of Stuart)时期的国会为参照来考量法国三级会议。因为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正是英国国王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国会激烈较量时期,彼此势力时涨时落,国会游戏规则不确定,时立时破,斗了半个多世纪,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才定型,但那时已不是英国的中世纪或封建社会了,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了。社会性质变了,也不具有可比性了。 斯图亚特王朝以前英国国会可以作为衡量法国中世纪三级会议的标准。英国斯图亚特王朝以前的国会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英国议会始终在发展演变着”。它有由大议会(Maymum Concilium)向议会(parliament)名称的演变;也包括参加成分的变化,由大贵族、贵族反对派、平民代表——乡村骑士和城市平民先后进入议会;又有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时期上院和下院权利的消长等。其生存根据有《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和《牛津条例》(又译《贵族请愿书》Provisions of Oxford)等。《牛津条例》仅执行了4年(1268—1272年)。1215年制定《自由大宪章》,“此后的200年间,历代国王曾44次确认大宪章”(P81～82),这说明英王一得势便废除大宪章,他失势时又被迫确认大宪章。马啸原教授指出:“起初,议会是不定期的,由国王召集。”(P84)“都铎王朝诸君还经常出席国会,随意改动国会议程及其规则。国会只有在国王需要时才偶尔召开。亨利七世统治的24年中,国会召开了7次。伊丽莎白一世在位45年,国会召开了10次。即使是仅有的几次国会也完全成了王权的工具,国王要国会通过什么法律或法令,国会不得不从,如有议员稍有异议,即被投入监狱,甚至遭杀头之祸。”(P125～126)这表明斯图王朝以前的国会没有形成定期开会的制度。所以法国的三级会议同英国的国会相比唯一的是比它们的职能,英国国会的职能有:1.决定征税、干预国家财政;2.制定法律;3.监督权,弹劾行政官员(P57～62)。因此,评价法国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只能以斯图亚特王朝以前的英国国会的职能为尺度。 立法会议的结果 虽然法国三级会议肇始于1302年,比英国《大宪章》(1215年)规定的国会(当时称大议会)开始晚近百年,而且法国全国性三级会议停开时间(1614—1789年)比英国的“无国会期”(1628—1640)时间长十多倍,但是法国三级会议行使过英国中世纪国会的一切职权。 腓力普四世(Philip Ⅳ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