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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有礼与礼的博弈 刘勇说：“周文化以礼为鉴，整合了古代和古代的伟大成就，开启了未来的政治和教育。”(1)此说不假, 虽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为不少人怀疑, 但观《左传》中对史事比比皆是的“礼也”、“非礼也”之评语可知, 在西周, “礼”之存在是确定无疑的。关于“礼”的内容, 综合《左传》及一些资料, 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制度层面的, 即“国家社会组织之法”(2), 如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 诸如国土之区划, 官吏之职掌, 诸侯朝觐之规则, 君位传承之原则等;二是意识形态层面的, 即与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 如君令、臣恭、父慈、子孝等;三是行为仪节层面的, 即“揖让周旋之礼”, 如天子、诸侯、卿大夫等各等级之间交往的礼节仪式, 以及待人接物上的规矩等等。这三个层面是相关联的。礼节仪式的目的, 是固化宗法等级意识, 增强对自身地位身份及与之相适应的义务和权利的认识和遵循, 它是内在思想观念、道德教养的外化。西周和春秋时期的贵族子弟, 自幼就接受“礼”的教育, 因此行为言语上, 大都具有一种高贵典雅的风范。 西周时期天子强大, 能够控制天下局势, 西周初年规定的那些礼乐规矩大体上能够贯彻实行, 但是到了春秋时期, 周天子衰落了, 诸侯朝见天子的制度也若有若无了, 诸侯之间征战不已, 君臣父子相互残杀。天下的重大命令甚至征伐行为, 从西周的天子说了算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 变为春秋时期的诸侯说了算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大夫说了算了 (“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如晋文公之后的晋国, 尽管仍为霸主, 但实际上是卿大夫主事) ;在某些诸侯国, 甚至出现了大夫家臣专国政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如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南蒯、公山弗扰、阳虎独自掌握鲁国国政, 虽然时间短暂)(3), 即“礼崩乐坏”了。 但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只是春秋形势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西周的礼乐制度仍然被提倡, “遵礼守德”仍然是春秋时期整个社会极力强调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左传》记事涉及100多个国家, 几百个人物, 几百次战争, 以及难以统计的国与国之间、宗族之间、家族之间、君臣之间、臣子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中, 我们既能看到天子衰微、礼崩乐坏的篡弑混乱, 也能看到齐桓公、晋文公等霸主仍然高举“尊王”旗号, 以“遵守周礼、维护天子地位”号令天下、获得尊重;既能看到诸侯之间征战不断, 血流成河, 也能看到战争中“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的情况不时发生;既能感受到政治斗争浓重的血腥气息, 也能欣赏到政治外交活动中优美高尚的嘉言懿行。《左传》、《国语》生动地展示了春秋时期这一富有特色的时代政治图景。本文所论述的春秋战争的君子风度, 正是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特有的战争奇观。 钱穆先生对春秋时期的战争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他说“当时的国际间, 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 而大体上一般趋势, 则均重和平, 守信义”, “即在战争中, 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 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 在当时的地位, 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4)其实就是讲的春秋时期战争中的君子风度, 这种君子风度, 究其根源, 多与“礼”有关。下面, 本文就从几方面谈一下春秋战争的君子风度。 一、 师的下战本质:或有名。作为投资主体,主要表现为“我” 《左传》中用以表示战争的词主要有三个:伐、侵、袭。《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 有钟鼓曰伐, 无曰侵, 轻曰袭。”(5)《国语·晋语·五》赵宣子说:“大罪伐之, ……袭侵之事, 陵也。是故伐备钟鼓, 声其罪也;……袭侵密声, 为暂时也。”有学者统计, 《左传》中用“伐”表示“征讨、攻打”之意的有492处;“侵”出现133处, 均为“侵略、进攻”之义;“袭”仅出现10处, 其中9处意为“乘人不备突然进攻”。(6)这表明, 春秋时期的战争是有道义要求的, 是讲究师出有名的, 尽管事实上很多征伐的理由都未必立得住 (孟子就说过“春秋无义战”) , 但这一事实起码说明, 在当时, “礼”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即使事涉不义, 也需要道德的遮羞布加以粉饰。 师出有名就要“下战书”说出打仗的理由;敌方或是应战, 或是求和, 或是投降, 也要有所回应。此时尽管双方充满敌意, 箭在弦上, 杀气腾腾, 但彼此往来的文书、辞令, 却多雍容典雅, 彬彬有礼, 艺术“范儿”十足, 蔚然可观。 这里仅以鲁成公二年 (前589) 的齐晋之战的宣战文辞为例。这场战争起因复杂, 大体说是齐国攻打鲁国北部边境, 包围了鲁之龙地, 齐倾公一宠臣攻打龙城城门时被龙人俘虏, 齐倾公要鲁人保全宠臣性命作为齐国撤军的条件, 鲁人不听而杀之, 齐倾公怒而攻占了龙地并继续南进。而此时晋国的盟国卫国进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