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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计划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 国家贸易和国家特殊需要的产品（也称为“国家特殊需要产品”，以下简称“国家产品”）的生产政策和优惠是国家劳动和经济活动结合的产物。在不断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把民族传统文化与消费相结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开展民族贸易是新中国组织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提出的建议,反应了当时民族地区急需中央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民族用品生产优惠政策是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民族差别上照顾少数民族的特殊需要。国家确定了10多个大类的民族特需商品,建立专门生产基地,给予保证生产资金、原材料供应、流通分配、减免税收和低息贷款的政策照顾。在此,探讨不同历史时期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政策的演变。 一、 民族贸易、民族产品与政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贸易是中央政府开展民族地区工作的重要手段,这一工作主要致力于通过酌量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价推销日用品,帮助贫困的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西藏等地,民族贸易工作还发挥着动员群众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等作用。“我们只做生产、贸易……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待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即《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引者注)的问题”。“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优惠政策,20世纪50年代是其萌芽期,60~70年代得到发展与完善。这一时期的政策为新中国民族贸易与民族用品生产政策勾勒出了清晰的框架。 (一) 建立民族特需商品制 中央高度重视民族贸易工作,成立了中央贸易部民族贸易处等民族贸易管理机构,先后召开了5次全国民族贸易工作会议,部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贸易工作。当时,民族贸易工作主要是国营贸易机构收购民族地区土特产品、供应日用必需品,并对特殊困难地区采取特殊措施予以特殊照顾。这些政策推动了民族地区贸易的快速发展,如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机构在1951~1954年从150个发展到802个;供销合作社也从无到有,至1954年发展到1778个;土特产品收购也从1951年的2591亿元增长到1953年的5326亿元,商品供应从2352亿元增长到5260亿元。民族贸易的发展加强了非民族地区与民族地区的经济联系,国营商业机构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识,带动了民族地区其他工作的开展。 在开展民族贸易工作的同时,国家对民族用品的重要原材料实行专项供应,并拟定了民族特需商品目录专门组织生产,对紧缺的民族特需用品国家还有计划地在沿海城市组织生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对民族特需用品和清真饮食商户的经营方式和品种予以保留。上述政策有效地缓解了民族特需商品出现的紧缺甚至脱销问题。 (二) 第三,在经济困难地区的应用情况下,对民族贸易、民族用品、生活需要实施区别管理,提出了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次民族贸易工作会议提出的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民族贸易企业在资金、利润、价格补贴等方面给予照顾(以下简称“三项照顾”)。这是对前期民族贸易工作的新发展:“不赔不赚”、“以赚补赔”发展为价格补贴政策,暂不上缴利润形成为利润留成政策,基建补助发展成为自有流动资金照顾政策,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族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同年8月,商业部、财政部发出通知,对“三项照顾”政策进一步规范化:第一,“三项照顾”地区具体到广西、云南、四川、贵州、青海、甘肃、新疆、内蒙古、湖南、广东等省、区的218个县(旗);第二,享受照顾对象为民族贸易县(旗)的一揽子国营民族贸易企业系统所属企业;第三,受照顾企业提取利润(含保护价差额补贴)的20%(饮食业为25%)作为企业利润留成,对受照顾地区的国营民族贸易企业统一经营的属于保护价商品的价格与合理成本之间的差额进行补贴,予以拨付自有资金(仅指商品资金)照顾。1966年后的一段时间,民族贸易组织有一定程度的萎缩。1972年,国家开始整顿经济,强调要恢复民族贸易系统及对边远山区、边远牧区民族贸易企业的“三项照顾”政策,安排好民族用品的生产和供应;采取设立代购代销店与开展流动贸易的方式照顾群众的需要。 1962年,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强调要有计划地安排民族特需商品生产。但1966年后的一段时间,民族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受到极大影响。1973年,国家开始调整少数民族用品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的生产布局,批准在呼和浩特、兰州、成都、昆明、乌鲁木齐、贵阳、西宁、延吉、海拉尔改扩建和新建民族用品生产基地,以满足本省、区和毗邻省、区的需要;并安排了60多个改建、扩建项目,对于扩建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给予投资或者贷款扶持,生产原材料优先纳入计划供应。当原材料价格提高后,政府给予提高出厂价、原材料补贴和销售补贴照顾。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优惠政策对于做好民族工作、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